十月六号，天刚亮。
陆卫民推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出了宿舍，一路推到了城南旧货市场。
这辆车是八六年买的，一百六十块，攒了一年半。买回来那天，他骑着在胡同里转了七八圈，挨家挨户地按铃铛，按得李大妈拿扫帚出来撵他。
那会儿他觉得，这辈子最风光的就是那一天。
旧货市场在铁路桥西边一片空地上，天不亮就摆满了摊子。旧桌椅、旧箱子、旧收音机、旧锅碗瓢盆，一摊挨着一摊，吆喝声、讨价声吵成一片。
收自行车的摊子在最里头，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蹲在一排旧车跟前抽烟，看见陆卫民推着车过来，眼皮一抬。
“卖车？”
“卖。”
矮胖子围着那辆永久转了两圈，捏了捏车胎，拨了拨铃铛，又蹲下去看了看链条。
“八六年的，车架子还行，后轮圈有点瓢。九十。”
“一百二。”
“九十五，不卖推走。”
陆卫民站在那儿，看着这辆车。
车把上缠着的塑料条是他自个儿缠的，红的绿的一圈一圈，缠了一个礼拜天。后座上那块海绵垫子，是徐娇娇嫌硌屁股，他跑了三个供销社才买着的。
“九十五。”他说，“卖。”
矮胖子数了九张大团结和一张五块，往他手里一塞，推着车就往那排旧车里头去了。
陆卫民捏着那九十五块钱，转身要走，眼睛往那排旧车上一扫，脚底下停住了。
那排车当中，靠边上挂着一辆飞鸽。
黑漆掉了好几块，车座子上套着个手织的座套，灰毛线织的，边上还钩了一圈花边。
那个座套，他认得。
是他妈织的。
八一年二哥结婚，他妈拿三年的积蓄买了这辆飞鸽，又熬了三宿，织了这个座套，说是新车子新座套，骑着体面。
那年他十七，眼馋得要命，偷着骑过一回，让二哥追出去两条胡同，揪着耳朵拽回来。
“老板，这辆飞鸽，多少？”
矮胖子扭头一看：“那辆啊？前些日子一个田家庄的婆娘拿来卖的，连车本子一块儿。八十，一分不少。”
陆卫民捏着手里那九十五块钱，站在那辆飞鸽跟前，看了很久。
最后，他伸手摸了摸那个灰毛线座套，转身走了。
晌午，他回宿舍把那台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也卖了，卖了三十块。又把柜子里那件呢子大衣翻了出来。
那是他二十岁那年，他妈给他买的，八十多块，他穿着去跟人相亲，人家姑娘没看上他，看上了他那件大衣。后来他一直舍不得穿，压在柜子底下。
呢子大衣卖了四十。
晌午过后，何记百货。
陆卫民走到柜台跟前的时候，何金枝正在给人量布。
“妈。”
何金枝抬头看了他一眼，把皮尺递给秀兰，擦了擦手。
陆卫民把兜里的钱全掏了出来，一张一张摆在柜台上。
“自行车，九十五。收音机，三十。呢子大衣，四十。一共一百六十五。”
何金枝看着那一堆钱，又看了看他。
“车子卖了？”
“卖了。”
“往后上班咋去？”
“走着去，不远，四十分钟。”陆卫民说，“我跟车间主任说好了，打下个月起，我上夜班。夜班一个月多十二块夜班费，我一块儿攒着，每个月发了工资，就来还。”
何金枝没急着收钱，看着他。
这个儿子，上辈子也卖过一回自行车。
那是九〇年开春，徐娇娇卷了钱跑了，他把自行车卖了，去城南找了三天，找着了，让胡三带着几个人堵在巷子里打断了两根肋骨。
今儿他卖车子，是来还账的。
何金枝把那一百六十五块钱收拢了，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了，拿出账本，在老三那一页上又画了一道杠。
“一百六十五，收了。”她说，“还欠八百七十块四。”
陆卫民点点头，把空了的兜往里掖了掖。
“还有个事儿。”
何金枝等着。
“徐娇娇那边，断了。”陆卫民低着头，“昨儿晚上在电影院，我亲眼看见了。胡三，不是她表哥。”
何金枝“嗯”了一声，把账本合上，放回了抽屉。
一句“我早就跟你说过”到了嘴边，让她咽了回去。
陆卫民等了一会儿，见他妈再没话说，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又停住了，回过头来，指了指货架子上。
“妈，那铝饭盒，多少钱一个？”
“一块二。”
陆卫民又从兜里摸了摸，摸出最后一块二毛钱，那是他留着这个月买饭票的。
他把钱往柜台上一放：“我买一个。”
何金枝从货架上取下一个铝饭盒，递给他，看着他把饭盒揣进怀里，揣得小心翼翼的，跟揣着个宝贝似的。
“给谁买的？”
陆卫民让她问得一愣，耳朵根子“腾”地烧了起来。
“赔、赔人家的……食堂的……”
柜台后头，秀兰“扑哧”一声笑出来了，赶紧拿布片挡住了嘴。
何金枝看着这个儿子，看着他那两只红透了的耳朵，嘴角往上翘了翘，低头接着拨她的算盘。
陆卫民抱着饭盒，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他走出去十几步，身后有人追出来。
“老三！等等！”
是陆长福。
老头子一路小跑，怀里抱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追上来就往他怀里塞。
“你妈让拿的。”
陆卫民低头看着那件棉袄，对襟，立领，五颗盘扣，跟他妈身上那件一模一样。
“爸，我……我没钱……”
“你妈说了，十二块，记账上。”陆长福把棉袄抖开，往他身上一披，“你试试，袖子长了，让你四妹给你改改。”
陆卫民站在人民路上，披着那件棉袄，棉袄上还带着一股新棉花的味儿。
他把脸埋进棉袄的领子里，好一会儿都没抬起来。
陆长福拍了拍他的后背，拍了两下，转身回去了。
店里，何金枝坐在柜台后头，拿铅笔在账本上老三那一页，又添了一道杠，杠旁边点了一个点。
秀兰凑过来看：“妈，你又记啥了？”
“棉袄，十二块。”
秀兰看着她妈，看了一会儿，没忍住，笑了。
那天傍晚，机械厂食堂的窗口快关了，陆卫民穿着那件新棉袄，一路小跑着进来，把一个崭新的铝饭盒往台子上一搁。
杨春燕正拿抹布擦台子，看了一眼那个饭盒，又看了一眼他身上的棉袄。
“哟，还真赔啊？”
“说好的。”
杨春燕把饭盒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底，底上压着一个小红戳：何记百货。
“你妈店里的？”
“嗯。”陆卫民挠了挠后脑勺，“一块二，没打折。”
杨春燕“噗”地笑了，把饭盒往怀里一揣，从锅里刮出最后一勺红烧肉，扣进他那个旧饭盒里。
“饭盒收了，账两清。”她瞟了一眼他的棉袄，“这棉袄挺精神，比你那件破工装强。”
陆卫民端着饭盒往外走，走到门口，才想起来自个儿压根没打饭票。
第二天一早，何记百货后门口，停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
车斗里码着一包一包的棉絮，拿麻袋装着，垒得老高，是东郊棉花站送来的头一批货。
开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黑脸汉子，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冲车斗上喊了一嗓子：“长河！卸货！麻利点！”
车斗上站起来一个小伙子，十八九岁，个头老高，晒得黢黑，光着膀子，一扬手就把一包棉絮扛上了肩膀，从车斗上一跃跳了下来。
他落地的那一脚，不偏不倚，正正踩在了后门口地上摊着的一块布上。
那是秀兰刚裁好的一件棉袄的大身，藏青色的，还没来得及收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