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时三刻，北京城还沉浸在一片漆黑中。打更的梆子声在空荡的街道上回荡，带着春寒料峭的凄清。户部衙门位于皇城东南，此刻只有门房亮着一盏孤灯，像这王朝将熄的余烬。
李待问的轿子在衙门前停下。老尚书掀开轿帘，一股寒风灌进来，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六十多岁的年纪，本应是致仕回乡、含饴弄孙的时候，他却还要在这寅时起床，掌灯理事。
“老爷，到了。”轿夫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些轿夫都是李家的老家仆，跟了他三十年，如今也是白发满头。
李待问从轿中走出。他身形瘦削，官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空荡。
衙门的门房老赵早已候着，见尚书到来，连忙打开侧门：“部堂早。”
“库吏来了吗？”李待问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张主事已经在库房等候了。”
李待问不再说话，径直向库房走去。清晨的寒气在石板路上凝成薄霜，踩上去发出细微的碎裂声。灯笼的光在寒风中摇曳，将他佝偻的背影拉得很长。
库房在衙门西侧，是一座独立的高大建筑，青砖灰瓦，铁门厚实。这里是整个大明王朝的钱袋子——或者说，曾经是。
库房门前，户部主事张文启已经等候多时。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是李待问的门生，进士及第后一直在户部任职，为人勤勉正直，深得李待问赏识。
“老师。”张文启躬身行礼，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忧色。
“开门吧。”李待问摆摆手，声音干涩。
沉重的铁门被缓缓推开，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昏黄的灯笼光投入库房内部，照亮了空荡荡的地面。
李待问走进库房，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不是天气的寒冷，而是心寒。
偌大的库房，长三十丈，宽十五丈，高两丈，原本应该堆满装银锭的木箱、成捆的铜钱、堆积如山的粮米布帛。万历年间最盛时，这里存放着八百万两白银，还有无数珍宝。那时的库房，箱子堆到房梁，走路都要侧身。
可现在呢？
空荡得能听见回声。
地面上积着薄灰，墙角挂着蛛网。只有最里面的墙角堆着几十个木箱，上面贴着封条，写着“崇祯十三年秋税·保定府”。这些箱子孤零零地堆在那里，像乱葬岗上几座孤坟。
“还有多少？”李待问的声音在空旷的库房里回荡，显得格外苍凉。
张文启翻开账册，手有些发抖：“回部堂，昨日清点，实存现银……四万七千三百两。铜钱十二万贯，折银约一万两。另有各地解送的税粮、布匹折色，约值三万两。总计……不足九万两。”
“九万两……”李待问闭上眼睛，只觉得一阵眩晕袭来，身体晃了晃。
张文启连忙上前搀扶：“老师！”
李待问摆摆手，稳住身形道：“九万两……洪武爷开国时，光修建南京城墙就花了二百万两！永乐爷迁都北京，修建紫禁城，花了多少？八百万两！九万两……九万两能做什么？”
他颤巍巍地走到那些木箱前，抚摸着上面的封条：“保定府秋税……我记得，保定府应缴秋税是十二万两。这里有多少？”
“回部堂，保定府实际解送五万两，说是连年旱灾，百姓逃亡，实在收不上来。”张文启低声说，“这五万两，还是知府王大人变卖了自己的田产才凑齐的。”
“王守义……”李待问想起那个瘦削的保定知府，去年进京述职时，身上的官袍打着补丁，“他是个好官，可是……可是好官有什么用？能变出银子来吗？”
他在库房里慢慢踱步，灯笼在手中微微颤抖，光影在墙壁上晃动，像是这个王朝摇摇欲坠的缩影。
“文启啊，你今年三十三岁，是吧？”李待问忽然问。
“是，学生嘉靖四十七年生人。”
“我嘉靖四十年中进士，那时才二十二岁。”李待问陷入回忆，“第一次来户部，是隆庆二年，在福建司当主事。那时跟着老尚书马森查库，你猜当时库存多少？”
张文启摇头。
“八百万两！”李待问的声音陡然提高，“整整八百万两现银！还有价值三百万两的绢帛、粮米！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大明国库’！”
他走到库房中央，环顾四周：“那时的库房，箱子堆到房梁，走路要侧身。点银子要点三天三夜！铜钱堆成山，串钱的绳子烂了，铜钱散落一地，都没人捡——因为太多了，不在乎！”
“可现在呢？”他的声音哽咽了，“三十多年，才三十多年啊！八百万两就剩九万两了！钱呢？都去哪了？”
张文启不敢回答。
李待问自己回答了：“辽东！一年就要六百万两！九边重镇，一年三百多万两！剿寇，一年又是二三百万两！宗室禄米，一年一百五十万两！官员俸禄，一年八十万两！河工赈灾，一年又是几十万两……”
他越说越激动：“入不敷出！年年亏空！万历爷最后那些年，就已经开始吃老本了。泰昌爷在位一个月，来不及做什么。天启爷……天启爷信任魏忠贤，横征暴敛，可敛来的钱呢？都进了阉党的口袋！”
“到了今上……”李待问顿了顿，压低声音，“今上勤政，节俭，可有什么用？辽东战场是个无底洞！流寇越剿越多！加税，加税，再加税！可加来的税，一半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一半送到前线打水漂！”
他想起前几日看到的一份密报，浑身发抖：“文启，你知道河南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张文启低头：“学生略有耳闻。”
“略有耳闻？”李待问苦笑，“那我告诉你！河南一省，万历年间在册人口一千二百万，现在不到六百万！一半人哪去了？死了！逃了！李自成杀人如麻是一方面，可更多的是饿死的！是交不起税被逼死的！”
“朝廷在河南加征三饷，每亩地要交二分五厘银。一亩中等田，年收成不过一石，折银一两。交完税剩多少？七钱五分！这七钱五分，要交火耗、摊派、徭役折银，最后落到农民手里，能有五钱就不错了！五钱银子，够一家五口吃一个月吗？”
“不够！”李待问自问自答，“所以农民卖儿卖女，拆屋卖梁。卖无可卖了，怎么办？要么饿死，要么造反！李自成为什么能聚众百万？不是他多有本事，是朝廷把百姓都逼到他那边去了！”
这番话说得张文启心惊肉跳。他虽然知道局势艰难，但从老师口中听到如此直白的抨击，还是第一次。
“老师，慎言……”张文启环顾四周，虽然知道库房里只有他们两人，还是忍不住提醒。
李待问摆摆手：“慎言？我还需要慎言吗？我这把年纪，这位置子，早就不想坐了。这个户部尚书，谁爱当谁当！”
话虽如此，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辞。现在辞官，就是临阵脱逃，就是对不起皇上这些年来的信任。
“账面呢？”李待问强撑着回到正题，“账面还有多少？”
张文启翻看账册：“账面显示应有存银三十万两。但其中二十六万两是‘虚账’——山东欠十万两，河南欠八万两，山西欠五万两，湖广欠三万两。这些拖欠的税银，已经拖了两年了，根本收不上来。”
“山东……”李待问想起山东巡抚邱祖德的奏报，“山东去年大旱，邱巡抚请求减免税赋，朝廷不准，反而催征。结果呢？现在朝廷又要剿匪，又要花钱！”
他长叹一声：“恶性循环！加税逼民反，民反要剿寇，剿寇要军费，军费要加税……这大明，就陷在这个死循环里出不来了！”
张文启默然。作为户部官员，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循环。可知道又能如何？他一个小小的主事，能改变什么？
“对了，”李待问忽然想起什么，“南京那边，今年该解的漕银，到了吗？”
提到这个，张文启的脸色更加难看：“回部堂，南京户部来文，说江南连年水灾，漕粮减产，今年只能解送六十万两，而且……要分三期，第一期二十万两，要到三月才能到。”
“六十万两？”李待问眼前又是一黑，“往年都是一百二十万两！减半？他们知不知道北京等着米下锅！”
“南京户部的文书里说，他们也有难处。苏州、松江一带，棉纺织作坊大量倒闭，赋税锐减。浙江丝绸业受战乱影响。江西瓷器……唉，总之，江南也不像以前那么富庶了。”
李待问冷笑：“江南再难，也比北方好！北方都人吃人了！”
但他知道，抱怨没用。南京户部那些人，精得很，一看北方局势不妙，就开始打小算盘，能拖就拖，能少给就少给。说不定，他们已经在为“万一”做准备了。
“老师，还有一事……”张文启欲言又止。
“说。”
“昨日收到大同镇总兵王朴的急函，说部下已经三个月没发饷，士兵们快要哗变。他请求朝廷速拨十万两应急，否则……否则他控制不住局面。”
“王朴……”李待问记得这个人，贪婪跋扈，拥兵自重，“他的话，能信几分？”
“宁可信其有啊老师。”张文启忧虑地说，“大同是九边重镇，直面蒙古。若大同兵变，蒙古人趁机南下，宣府、蓟镇都将震动，北京危矣！”
李待问何尝不知这个道理？可钱呢？九万两全给王朴都不够，其他地方的军队怎么办？
“还有，”张文启继续报忧，“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也来函催饷，说关宁军欠饷四月，军心不稳。若清军此时来攻，恐难以坚守。”
“陕西总督孙传庭正在赴任途中，沿途收拢溃兵，急需粮饷安置。”
“湖广巡抚宋一鹤请拨赈灾银，说荆襄流民已达三十万，若不赈济，恐全部投贼……”
每一件事都是火烧眉毛，每一件事都要钱。
李待问只觉得头痛欲裂，摆了摆手：“知道了，你先退下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张文启躬身退下，轻轻关上库房门。
李待问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库房里，灯笼的光照在他苍老的脸上，皱纹深如刀刻。他走到一个木箱前，打开箱盖，里面是白花花的银锭，五十两一锭，整整齐齐。
他拿起一锭银子，沉甸甸的。这五十两银子，够普通五口之家过两年。可在朝廷的账目上，这五十两连一个士兵一年的饷银都不够。
“银子啊银子，你本是流通之物，为何现在成了索命之物？”李待问喃喃自语。
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读史书，看到历代王朝末年，都是财政崩溃，民不聊生。那时他还年轻，觉得那些朝臣无能，若是自己当家，定能扭转乾坤。
现在他真的当家了，才明白那种无力感——不是不想救，是救不了。整个制度烂透了，整个系统崩溃了，不是一两个人能力挽狂澜的。
“洪武爷……”李待问向着南京方向，深深一揖，“老臣无能，愧对太祖开创的基业啊！”
但他知道，哭也没用。该面对的还要面对。他整理了一下官袍，吹灭灯笼，走出库房。
天边已泛起鱼肚白。早春的北京依然寒冷，风吹在脸上如刀割。衙门外，已经聚集了十几个官员——都是来要钱的。
兵部职方司郎中赵光拚第一个迎上来：“李部堂！关宁军又来信催饷了！吴三桂说，再不发饷，他就压不住部下了！”
工部都水司主事周士朴紧接着说：“部堂，黄河桃花汛将至，河南、山东段堤防多处溃烂，急需加固，最少要五万两！若黄河决口，中原就彻底完了！”
顺天府丞刘宗元声音焦急：“李尚书，京郊流民已聚三万余人，每日饿死者数十。昨日发生抢粮事件，再不赈济恐生民变！顺天府请求拨银两万两，设粥厂赈济！”
礼部仪制司郎中吴昌时也来了：“部堂，今年春闱在即，考场需要修葺，考官俸禄要发，举子补贴要给……礼部请拨一万五千两！”
每个人都在伸手，每个人都要钱。每个人的理由都很充分，每件事都刻不容缓。
李待问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脑袋要炸开了。他看着这些同僚焦急的面孔，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兵部的赵光拚，儿子在辽东战死了；工部的周士朴，老家在山东，去年黄河决口，全家逃难到北京；顺天府的刘宗元，是个清官，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可他能怎么办？国库只有九万两！
“等着！都等着！”李待问几乎是吼出来的，“内阁会议后再议！现在跟我说没用，我没钱！”
他推开众人，头也不回地向紫禁城走去。官员们还想追上来，被户部的衙役拦住了。
走在去紫禁城的路上，李待问的心沉到了谷底。今天的内阁例会，他必须把国库的真实情况上奏！
可是说了又能怎样？皇上能变出钱来？内阁能变出钱来？
无解。这是个死局。
辰时初刻，紫禁城文华殿。
殿内炭火烧得很旺，驱散了早春的寒意，却驱不散君臣心头的阴霾。崇祯皇帝坐在御座上，眼圈发黑。他昨夜又是不眠夜，未亡人——河南八百里加急，李自成三十万大军围困开封；湖广张献忠破襄阳后继续南下闯江湖；陕西来报，李健在泾阳公审士绅，杀了致仕侍郎张立贤…
每一份奏报都是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睡不着，是真的睡不着...
这十四年以来，他没有一天懈怠，每天批阅奏章到深夜，省吃俭用，一件龙袍穿三年，能打好几个补丁。他自问比祖父万历、哥哥天启都要勤政，都要节俭，可为什么局面越来越糟？
当然，若论勤政，太庙战神绝对榜上有名！是上天不佑大明吗？还是真的无能？
“皇上，内阁辅臣和户部尚书到了。”太监王承恩轻声禀报。
崇祯从沉思中回过神：“宣。”
四位内阁辅臣和户部尚书李待问依次进殿，分列两侧。首辅薛国观、次辅陈演、东阁大学士谢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傅冠，再加上李待问，这就是大明朝此刻的最高决策层。
薛国观去年刚接任首辅。他能力平庸，但会做人，善于揣摩上意，知道皇上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剿寇和筹饷。此刻他面色凝重，心里却在盘算今天的应对之法。
陈演老成持重，但过于保守，遇事喜欢和稀泥。他知道国库空虚，但不愿直面这个问题，总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
谢升算是内阁中较有见识的，但他性格软弱，不敢直言进谏，常常随大流。
傅冠刚入阁不久，原是礼部尚书。他饱读诗书，却不通实务，对财政军事一窍不通，文化方面绝对屈指可数。
李待问站在最末...
“诸位，”崇祯开口，声音干涩，“今日召你们来，是要商议两件大事：一是军饷，二是剿寇。薛先生，你先说说。”
薛国观出列躬身：“皇上，当务之急是军饷。辽东、九边、剿寇各军，欠饷已达四月。兵部昨日来报，左良玉部上月闹饷，杀了两个参将，说要‘清君侧’。大同总兵王朴也来急函，说部下即将哗变。若再不发放军饷，恐生兵变，届时内外交困，局面将不可收拾。”
崇祯眉头紧锁：“户部还有多少银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李待问。
李待问深吸一口气，出列跪倒：“回皇上，户部现存现银……不足十万两。”
“什么？！”崇祯猛地站起身，龙袍袖子扫翻了御案上的茶盏，“砰”的一声，瓷器碎裂，茶水四溅。
殿内一片死寂，只有炭火噼啪作响。
十万？所有人都知道国库空虚，但没想到空虚到这个地步。去年秋税不是收了吗？钱呢？
“十万两？”崇祯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朕记得去年秋税收了三百多万两！钱呢？都去哪了？！”
李待问伏地不起，声音却异常清晰：“皇上容禀！去年实收秋税二百七十万两，但开支如下：辽东军饷九十万，九边军饷一百二十万，剿寇军费八十万，宗室禄米三十万，官员俸禄二十万，河工赈灾十五万，宫廷开支十万……收支相抵，尚亏空八十万两！这还不算历年积欠！”
他一口气报完，抬起头，老泪纵横：“皇上，户部真的没钱了！非但没钱，还欠着各省协饷、商号借款共计二百三十万两！臣这个户部尚书，实在是当不下去了！请皇上准臣致仕回乡！”
这番话说得殿内众人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国库空虚，但不知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没钱，还欠一屁股债！
崇祯脸色铁青，手指死死抓着龙椅扶手，指节发白。他盯着李待问，盯着这个老臣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颤抖的双手。他知道李待问没有说谎，这个老臣为官四十载，清廉正直，不会骗他。
可是……可是十万两？这怎么够？
“加饷。”崇祯吐出两个字，声音冰冷。
李待问猛地抬头：“皇上不可！万万不可啊！”
他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已经加征多年。万历四十六年始征辽饷，初时亩加银三厘五毫，至今已加至九厘！崇祯十年为剿流寇加征剿饷，亩加银六厘！十二年再加练饷，亩加银一分！三饷合计，每亩加征银二分五厘！”
他越说越激动，也顾不得君臣礼节了：“皇上，北方一亩中等田，年收成不过一石，折银约一两。加征二分五厘，就是四分之一！这还只是正税！还有火耗、摊派、徭役折银……百姓实际负担，每亩至少三钱！一亩地的收成，大半要交税！农民怎么活？怎么活啊！”
他想起前几日看到的一份奏报，脱口而出：“山东有民谣传唱：‘崇祯崇祯，年年重征；征了辽饷征剿饷，征完练饷征命饷！’皇上，百姓已经到极限了！再征，就是逼他们造反啊！”
“放肆！”薛国观厉声喝道，“李待问，你这是在指责皇上吗？！君前失仪，该当何罪！”
李待问这才意识到失言，连忙磕头：“臣失言！臣罪该万死！但臣所言句句属实！臣上月微服出京，在京郊看到，百姓拆屋卖梁，卖儿鬻女，只为了凑足税银！还有……还有人家交不起税，全家上吊的！皇上，不能再征了啊！”
他额头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很快渗出血来。
崇祯闭上眼睛，久久不语。他不是不知道百姓艰难，上月顺天府报，京郊发现一家五口吊死在房梁上，身边放着一张纸，写着“税赋太重，活不下去”。他看到那份奏报时，独自在乾清宫坐了整整一夜。
可是他有什么办法？辽东要守，流寇要剿，军队要养——哪一样不要钱？没有军饷，军队哗变，流寇破城，百姓死得更多！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加税，百姓可能造反；不加税，军队可能哗变，然后流寇打来，百姓还是死。
横竖都是死局。
崇祯睁开眼睛，看向首辅，“你说，怎么办？”
薛国观沉吟片刻。他其实早就想好了对策，但一直不敢说，怕得罪人。现在皇上问了，他不得不说。
“皇上，李尚书所言有理，百姓确实负担沉重。但……军饷不能不发。臣以为，可在南方加征。南方相对富庶，且流寇未至，加征阻力较小。”
“南方去年已经加征过一次了。”傅冠插话，“湖广、福建、江西、浙江都有民变上报。再征，恐生大变。”
“那怎么办？”陈演摊手，“总不能看着军队哗变吧？左良玉部上月已经闹过一次了，杀了两个参将，要不是安抚及时，早就反了！大同王朴那边，要是再不发饷，蒙古人一来，他开城投降都有可能！”
“可以……可以向富户劝捐。”谢升小心翼翼地说。
这话一出，殿内气氛更尴尬了。
劝捐？去年不是没试过。崇祯亲自下诏，要皇亲国戚、勋贵大臣众筹助饷。结果呢？
国丈周奎，皇后的父亲，捐了五百两——他家的宅子就值十万两！他在通州有田庄三千亩，在京城有店铺二十间，年入不下五万两，就捐五百两！
成国公朱纯臣，祖上是靖难功臣，世袭罔替，家产不计其数，捐了三百两。
其他勋贵，二百两、一百两的应付，像打发叫花子。
那一次众筹，总共募得二十万两，还不够关宁军半个月的军饷。
事后崇祯气得在乾清宫砸东西，可又能怎么样？那些勋贵都是开国功臣之后，动不得。国丈是自己的岳父，更动不得。
“劝捐……”崇祯冷笑，“朕的亲戚们、世袭罔替的勋贵们，一个比一个吝啬！”
他想起那些藩王，心中更是火起。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杀了，抄出金银珠宝价值不计其数！粮食三十万石，白银数百万两，珠宝玉器装了三百车！这些钱，要是早点拿出来充作军饷，何至于洛阳失守？何至于一顿“福禄宴”？
可那些还活着的藩王呢？秦王、瑞王、惠王、桂王……一个个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
“加饷。”崇祯再次开口，声音冰冷，“再征练饷一百八十万两。告诉百姓……这是最后一次。”
“皇上！”李待问还想劝。
“够了！”崇祯猛地站起身，“朕意已决！散朝！”
他拂袖而去，留下几位大臣面面相觑。
李待问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最后一次……每次都说最后一次……万历爷加辽饷时说最后一次，天启爷加剿饷时说最后一次，现在又来说最后一次……这大明朝，真的要完了……”
薛国观走过来，叹了口气，伸手要扶他：“李部堂，起来吧。皇上也是没办法。”
李待问推开他的手，自己颤巍巍地站起来，抹了把脸：“薛阁老，你是首辅，你应该劝谏皇上！不能再加税了！真的不能再加了！”
薛国观苦笑：“我怎么劝？军饷怎么办？辽东怎么办？流寇怎么办？”
“那就裁撤冗余！精简机构！削减宗室禄米！”李待问激动地说，“洪武年间，宗室才几十人，现在多少？数十万！每年禄米要一百五十万石！官员呢？洪武年间京官两千余人，现在多少？三万！每年俸禄要多少？还有那些冗余的卫所，空额吃饷的军队…”
“李部堂！”薛国观打断他，“这些话能说吗？宗室是皇亲，能裁吗？官员是士大夫，能减吗？卫所是祖制，能撤吗？”
李待问愣住了。是啊，不能。宗室是朱家子孙，动不得。官员是读书人，是统治基础，动不得。卫所是祖制，动不得。
那能动的只有谁？百姓。只有百姓可以一再加税，直到把他们逼死。
好吧，合着规则都是给底层的人制定的...
“我明白了……”李待问惨笑，“我明白了。这大明，不是亡于流寇，不是亡于建虏，是亡于自己！亡于这僵化的制度，亡于这既得利益集团！”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文华殿，殿外，阳光刺眼。早春的阳光本该温暖，可照在李待问身上，他只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圣旨当天就发出了。
加征练饷一百八十万两的诏书通过通政司发往各省，内容很简单：为剿流寇、安社稷，每亩再加征银一厘，全国合计一百八十万两，限三个月内解送京师。
一厘，听起来不多。但这是在全国已经加征三分五厘的基础上再加！而且，谁都知道，圣旨上写一厘，到了地方就会变成三厘、五厘——各级官员都要从中分润，胥吏更要层层加码。
通政司在一天之内，收到了十七封劝谏奏章。
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皇上，民力已竭，如涸泽之鱼，再加征无异饮鸩止渴！臣请皇上收回成命，另寻他策。”
刘宗周是当世大儒，门生故吏遍天下，他的话很有分量。但崇祯看了，只是朱批“知道了”三个字，留中不发。
河南巡抚高名衡从开封围城中送出奏章：“开封被围，城中粮草将尽，百姓已易子而食。若再加征，臣恐未等流寇破城，百姓先反。请免河南加征，并速发援军！”
这份奏章让崇祯动容，但动容归动容，钱还是要征。他在奏章上批：“开封坚守，朕心甚慰。加征之议，已发各省，不可更改。援军已在路上。”
最激烈的是几个翰林院的年轻编修，他们联名上书，洋洋洒洒数千言，从历代税赋讲到民变根源：
“臣等查历代兴亡，皆与税赋相关。秦朝收泰半之赋，二世而亡；汉末横征暴敛，黄巾遂起；唐末两税法弊，藩镇割据；宋末苛捐杂税，民变不断。今三饷并征，已超历代，若再加征，恐重蹈覆辙。”
“流寇之起，非因饥寒，实因赋重。李自成、张献忠之徒，皆驿站卒、边军出身，本为朝廷效力，因欠饷裁撤，无以为生，遂铤而走险。今不加饷而加征，是驱良民为盗贼也！”
“臣等恳请皇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裁撤冗余官员，削减宗室禄米，清查军屯田亩，如此方可缓解财政，收拢民心……”
这份奏章写得很透彻，直指问题核心。崇祯看后，独自在乾清宫坐了许久。
他知道这些年轻人说得对。可是，裁撤官员？那些官员背后都是士绅家族，动一个就得罪一片。削减宗室禄米？那些藩王都是他的亲戚，怎么开得了口？清查军屯？军屯早就被军官们私分了，查就是捅马蜂窝。
难，太难了。
最后，他还是把这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批答，也不驳斥，就放在那里，当没看见。
他知道这些奏章说得有道理，可他没办法。辽东那边，皇太极又来信催要“岁币”——虽然名义上叫“抚赏”，实际上就是纳贡。不给，清军就即刻入关劫掠。
流寇那边，李自成围困开封，张献忠肆虐湖广，必须调集大军围剿。
哪一样不要钱？
“皇上，”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呈上一份密报，“锦衣卫来报，南京那边……有些议论。”
“什么议论？”
“说……说朝廷加征无度，恐失江南民心。有官员私下议论，若北方不可守，或可迁都南京……”
崇祯瞳孔一缩。这个念头，他不是没有想过。
事实上，从上次清军入关，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就想过。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私下建议：“皇上，南京宫殿完好，六部建制齐全，若迁都南京，倚仗长江天险，可保半壁江山。”
他当时拒绝了。不是不想，是不能。一旦提出南迁，北方军心民心立刻崩溃，九边将士谁还肯卖命？而且，祖宗陵寝都在北京，他若南迁，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可现在……北方局势越来越糟，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强烈。
南京是留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宫殿虽然多年未用，但修缮一下就能住。江南富庶，漕运便利，倚仗长江天险，确实可以偏安一隅。
可是……可是他是大明天子，是太祖成祖的子孙，怎么能放弃北方？怎么能放弃北京？怎么能放弃祖陵？
“王承恩，”崇祯低声说，“去请驸马都尉巩永固进宫。”
“是。”
巩永固是崇祯的妹夫，乐安公主的驸马，为人谨慎，办事稳妥。更重要的是，他是皇亲，不会轻易泄露消息。
一个时辰后，巩永固来到乾清宫。他四十出头，身材适中，面容端正，穿着常服，看起来像个儒雅的文士。
“臣叩见皇上。”
“起来吧。”崇祯屏退左右，只留王承恩在旁，“永固，朕有一件要紧事，要你去办。”
“皇上吩咐。”
“你去南京一趟。”崇祯压低声音，“名义上是巡查南京留守衙门，考察官员政绩。实际上……你要做三件事。”
他站起身，在殿内踱步，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巩永固和王承恩能听到：
“第一，暗中查访南京文武官员的态度，对朝廷，对朕，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尤其是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诚意伯刘孔昭这些人，他们手握实权，态度至关重要。”
“第二，察看南京宫殿、城防、粮储情况，详细记录。宫殿哪些需要修缮，城防哪里薄弱，粮仓有多少存粮，都要一一查明。”
他停顿片刻，声音更低了：“第三，留意江南士绅、富商动向。他们有多少家产？对朝廷是什么态度？若……若真有南迁之日，他们是否愿意捐输支持？”
巩永固心中一震。皇上这是……真要南迁？
但他面上不动声色：“臣明白。何时动身？”
“越快越好。明日就走，轻车简从，不要声张。”崇祯从桌上拿起一道密旨，“这是给你的手谕，必要时可调动南京锦衣卫。记住，此行机密，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真实目的。”
“臣遵旨。”
巩永固退下后，崇祯独自站在乾清宫的窗前，望着外面阴沉沉的天空。
南迁……真的要走这一步吗？大明如今到他执牛耳了，感觉气数已尽的样子...
崇祯不相信气数。他相信事在人为。可是现在，他真的感到无力了。
无将可用，无兵可调，无钱可使，无计可施。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皇上，”王承恩轻声提醒，“该用膳了。”
崇祯摇摇头：“朕吃不下。大伴，你说，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失败？”
王承恩扑通跪下了：“皇上何出此言！皇上勤政爱民，英明神武，都是那些臣子不争气……”
“起来吧。”崇祯苦笑，“这些话，朕听多了。可事实摆在眼前：流寇越剿越多，辽东越守越难，国库越来越空，百姓越来越苦……朕，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他走到御案前，看着上面堆积如山的奏章。
翻开一本，是锦衣卫关于李健的密报，说李健在泾阳杀士绅，分田地，又搞什么“格物院”，还造出了能自己干活的“蒸汽机”，现在关中百姓都拥护他。
最让崇祯心惊的是，密报最后说，李健娶了秦王朱存极的女儿朱婉贞。这意味着，李健已经得到了部分宗室的支持——至少是秦藩的支持。
而秦藩，富甲天下啊！
“王承恩，”崇祯忽然问，“秦王府有多少财产，你知道吗？”
王承恩一愣：“这……奴婢不知确切数字。但听说，秦藩在陕西有庄田八万顷，商号数百间，每年进项不下百万两。隆庆年间清查藩产，秦王府藏银就有三百万两，这还是一百年前的事。”
三百万两！一百年前！
现在该有多少？五百万？八百万？一千万？
崇祯只觉得心脏一阵绞痛。秦王府这么有钱，可朝廷加征练饷，要向那些已经一贫如洗的百姓，每亩加征一厘银！
一厘银不多，可对百姓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那些藩王，坐拥金山银山，却一毛不拔！
“皇上？”王承恩见皇上脸色不对，连忙上前。
“朕没事。”崇祯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传旨：令孙传庭加紧进剿，务必让他明白，朝廷已经拖不起了！”
“另外，”他又补充，“给瑞王、惠王、桂王写信，言辞要更恳切些。告诉他们，国家危难至此，若宗室再不施以援手，大明江山不保，他们这些藩王，又能有什么好下场？李自成吃“福禄宴”的事，他们不知道吗？”
“是。”
王承恩退下去拟旨。崇祯独自坐在乾清宫里，烛光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在墙壁上，孤独而漫长。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还是太子，他住在慈庆宫，无忧无虑。那时的大明，虽然也有问题，但还算太平。怎么才三十年，就变成这样了？
是天灾吗？是小冰河期，连年大旱，蝗灾，瘟疫。
是人祸吗？是官僚腐败，军队糜烂，宗室贪婪。
还是……真是气数尽了？
崇祯不信命。他要挣扎，要奋斗，要与这天命抗争。
可是，他一个人，抗争得过吗？
窗外，忽然下起了雨。早春的雨，细密而冰冷，敲打着琉璃瓦，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
就像这个王朝，正在风雨中飘摇。
而那些藩王，那些既得利益者，还在醉生梦死，全然不知大厦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