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站在街头，看着路边的行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还没亮，街上的人大多行色匆匆，拎着包袱，有的在路边低声交谈，有的伸长脖子等着什么消息。远处的市区方向零星传来爆炸声，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关门。分不清是日军还在炮击，还是29军残余部队在做最后的抵抗。
他站在路边，想拦一辆黄包车。街上跑的车不多，偶尔过去一辆，上面都坐着人，他招手也没有停的。
等了一刻钟，一辆空车从巷子里拐出来，王汉彰赶紧伸手拦住。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穿着一件灰布背心，肩上搭着一条毛巾，车把上挂着一盏小油灯，灯焰被风吹得斜着。
“去英租界哆咪士道。”王汉彰说。
车夫没多问，等他坐稳了，拉起来就跑。车夫一边跑一边回头说：“先生，英租界今天下午戒严了。没有证件的一律不让进！我给你拉到检查站，到那你在想办法进去吧。”
王汉彰知道这肯定是英租界工部局预防日本人趁乱占领租界的应急措施。天津英租界和日租界挨着，日租界的日本兵随时可能越过边界。英国人的反应不算快，但总算动了。
“行，就按你说的办。”王汉彰说，“对了，日本人现在打到哪儿了？我看刚才路上那阵势，29军的大兵好像是要撤啊？”
车夫拉着车往前跑，步子很稳，但喘气的声音有点粗，一边跑一边说：“嗨，别他妈提了！29军的大兵昨天晚上趁着黑打了日本人一下子，打了个措手不及，我听说把东局子机场都给占了，炸了好几架日本飞机。可等到天一亮，日本人缓过劲儿来，飞机大炮一起上，29军就完蛋操了。”
他又跑了几步，侧着头继续说：“火车站、飞机场、还有市政府都被日本人给打下来了。日本人的飞机一通狂轰滥炸，听说死了千把号人。老城厢那边最惨，整个一片都被炸平了，我拉了一天的客，全是往城外跑的。有一个老太太，儿子儿媳都被炸死了，她抱着个小包袱，坐在我车上哭了一路。”
王汉彰的拳头攥紧了，攥得指甲陷进掌心里。老城厢，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想起那些窄巷子里飘着的煎饼果子的焦香，想起夏天傍晚街上摆出来的小竹凳，想起邻居们坐在门口摇着蒲扇聊天。那些画面现在全都没有了。
“我听说日本人轰炸南开大学了，”王汉彰问，“学生们怎么样？”
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两个妹妹。母亲肯定待在英租界的家里，英租界有英国军队守着，日本人暂时不会动。可两个妹妹不一样，二妹汉雯在南开大学读书，小妹汉贞在北洋大学，两所学校挨着，飞机轰炸可不像打枪那么准，炸了南开，北洋大学也得吃瓜捞。万一她们在学校里，正赶上日本人轰炸，后果不堪设想。
车夫喘了口气，说：“北平那边一打起来，学生就提前放假了。我听说就是伤了几个校工，学生们没有死伤！”
王汉彰的拳头松开了一点。学生都跑出来了，她们应该在家，在母亲身边。他这一路上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一些。
车子继续往前跑，穿过了几条街，路面从碎石变成了柏油，路灯也密集起来，从一盏隔很远才有一盏，变成了一盏接着一盏。路边开始出现西式洋楼，灰砖墙，红瓦顶，窗户是拱形的，有的窗户上还挂着铁艺的阳台栏杆。他知道已经进入英租界的地界了。
车子在一道路口停下来，车夫指着前面说：“呦，这边也不让走了！先生，您就从这下车吧。前面就是检查站，我过不去了。”
王汉彰下了车，付了车钱。车夫接过钱，点了点头，调转车头，拉着空车消失在黑暗里。
王汉彰朝英租界的方向看去。前面约莫五十米处，路口垒起了沙袋，沙袋摞了三四层，中间留了一个只容一人通过的缺口。沙袋后面亮着灯，灯光惨白，是那种汽灯的亮，把路面照得一片煞白。
他看到沙袋工事后面站着几个人，有拿着步枪的英军士兵，也有穿蓝色制服的巡捕房的人。一个英军士兵蹲在沙袋后面，机枪的枪管从沙袋的缺口中探出来，枪口对着路面的方向。另一个士兵靠在墙边抽烟，红点在黑暗中一亮一灭的。
检查站前面排着七八个人，都在等着过关。有人拎着箱子，有人背着包袱，有人带着孩子。一个穿长衫的老头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一把折扇，扇子在发抖。一个中年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睡得很沉，不知道是困的还是饿的。
王汉彰把手提箱换到左手上，压了压头上的毡帽，朝检查站走去。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脸上没有表情，像一个赶了夜路回家的人。
沙袋工事前面那个巡捕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国人，穿着巡捕房的蓝色制服，肩上扛着肩章，袖口的铜扣在路灯下闪着光。王汉彰看了看那个巡捕，自己不认识他。
前面几个人都过去了，轮到王汉彰了。巡捕先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脸，又照了照他的手提箱。手电筒的光线很刺眼，王汉彰眯了一下眼睛，但没有躲。那光在他脸上停了大约两秒钟，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然后移开了。
“从哪儿来？”巡捕问。
“香港。”王汉彰说。声音不大，很平常，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干什么的？”
“公务。”
巡捕看了看他手里的手提箱。“证件有吗？”
王汉彰从口袋里掏出那份香港警察队的证件。证件是深蓝色皮面的，封面上印着香港警察队的徽章，是威尔逊交给他的，上面的照片是他现在的脸，名字叫李汉元，香港警察队探长。证件本身是真的，有照片，有钢印，有编号，有香港警察队的印章。
巡捕接过去，翻到照片那一页，看了看照片，又抬头看了看王汉彰。他的目光在王汉彰的脸上停了一下，又看了看照片，再抬头看了看他的脸。照片和本人是同一个人，没有出入。
“香港警察？”巡捕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意外。
王汉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巡捕又看了他两眼，把证件还给他。“进去吧。”
王汉彰接过证件，点了点头，迈步走进了英租界。他走过沙袋工事的时候，旁边的那个英国士兵看了他一眼，又转头去看别处了。
过了检查站，路灯亮了。英租界的路灯和外面的不一样，灯柱是铸铁的，漆成深绿色，顶上是球形玻璃罩，光线黄白黄白的，照在路面上，把柏油路面照得发亮。路两边都是洋楼，灰砖墙，红瓦顶，有的墙面上爬着藤蔓，叶子被夜风吹得哗哗响。有的院子门口挂着铁皮信箱，信箱上印着门牌号码，漆已经褪了色。
租界里面比平时萧条多了。王汉彰上次离开的时候，这条路晚上到处都是人，英国水兵穿着白色的制服，三三两两地走在街上，嘴里叼着烟。路边的小酒馆里传出留声机的声音，有人在唱一首英文歌，声音忽大忽小。那些小摊贩推着车卖烤白薯和糖炒栗子，摊上的炉火把他们的脸照得红彤彤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路上看不见几个行人，偶尔有一两个穿着长衫的人低着头匆匆走过，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
。路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门板上着锁，有的门板上还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暂停营业”。只有几间小铺子还亮着灯，卖烟酒的、卖杂货的，但也都关着半扇门，从门缝里透出来一线光。
一辆汽车从远处开过来，车灯照过来，晃了一下，又暗了，只剩下尾灯的两个红点，越来越小。
王汉彰加快了步子。他沿着维多利亚道往南走，然后拐上哆咪士道，走了一刻钟，转进一条巷子，又拐了一个弯。
他看到了自己的家。
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灰砖墙，红瓦顶，门口有一道铸铁的栅栏门。他走的时候，栅栏门上的黑漆还新着，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铁锈。
院子里那棵石榴树长高了不少，枝条探出了墙头，上面挂着小石榴，绿绿的，还没熟。二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橘黄色的，从窗帘的缝隙透出来，落在院子里的地面上，一小块一小块的。
王汉彰站在巷口，没有马上走过去。他的手攥着手提箱的把手，指节有点发白。心跳在加速，不是跑出来的那种加速，是紧张。
他走了一年多。一年多了。走的时候是冬天，现在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天热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走了这么远的路，从英国走到香港，从香港走到上海，从上海走到济南，从济南走到这里。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吃了这么多苦，在西班牙差点被炸死，就是为了回到这扇门前面。
但他怕。
怕敲了门，里面没有人。怕有人开门，但不是他认识的人。怕他母亲已经不在了，怕妹妹们出了事。他站在巷口，看着那扇门，看着门缝里透出来的那一线光，最终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过去。
他走到栅栏门前，停了下来。门没有锁，锁链挂在门柱上，没有挂上去。他伸手推了一下，门开了，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金属铰链在夜风中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走进院子。石榴树的枝条擦过他的肩膀，叶子扫过他的脸，带着一股青涩的气味。他走到门口，抬起手，在门板上敲了三下。
等了三秒钟，没有人开门。
他又敲了三下，比刚才重了一点。门缝里透出来的光还在，窗帘后面的影子也还在。他听到里面传来脚步声，很轻，很急，从里屋往外走，一下一下的。
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