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旭看见宝塔山的时候，是下午。
那座山不高，但在一片黄土坡里格外显眼。塔在山上立着，灰扑扑的，被夕阳照出一层暖光。延河从山脚下拐了个弯，河面不宽，水也不深，但河边有人走，有驴车过，还有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蹲在河滩上洗衣服。再远处是层层叠叠的窑洞，沿着山坡往上排，密密麻麻的，像蜂巢。烟从窑洞的烟囱里升起来，细细的，被风吹散在半空中。空气里有一股子黄土和柴火混在一起的味道，干燥，但踏实。
他站在山坡上看了很久。从北平出来，走了四年多，终于到了。
他蹲在山坡上，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嚼了两下。风从山坳那边吹过来，带着延河的水汽，凉飕飕的。他把灰布包袱从背上解下来，搁在膝盖上，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换洗的衣裳、一块干粮、水壶，还有那个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文件包。他把文件包掏出来，四份东西都在——邱明的介绍信、周卫国的推荐信、赵大刚和李岳山的条子。纸页边角有些卷了，但字迹完好，章也清楚。他把文件包重新裹好，塞回包袱最底层，站起来，往山下走。
城门口有检查站。他远远就看见了——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站在路边，旁边搭了一个简易的木棚，棚子上挂着块木牌，上面写着“延安城南检查站”。进城的人排着队，有挑担子的，有赶驴车的，有背着铺盖卷的年轻人，被逐个盘问。贾东旭没有插队，老老实实排到了队尾。前面一个老汉挑着一担柴火，检查员翻了翻，问了句“哪儿的”，老汉说“桥儿沟的”，摆了摆手就放过去了。前面一个年轻后生背着包袱，说是从西安来的学生，检查员多问了两句，看了他带的介绍信，也放了。
轮到贾东旭，检查员低头看了他一眼，明显愣了一下。一个半大孩子，背着个灰布包袱，腰里别着两把驳壳枪，脸上灰扑扑的，头发乱糟糟的，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检查员是个二十来岁的战士，手里攥着一支铅笔，面前搁着一本登记簿。
“小同志，你一个人？”
“嗯。”
“从哪儿来？”
“山东。虎头山独立团。”
检查员手里的笔停了一下。他上下又打量了贾东旭一遍，目光在他腰后那两把枪上停了两秒，然后说：“你等一会儿，我去找站长。”
站长很快就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走路的步子很稳。他走到贾东旭面前，先看了一眼他的枪，又看了一眼他脚上那双磨得快露底的布鞋，然后问：“你从虎头山来？有介绍信吗？”
贾东旭把灰布包袱解下来，从里面掏出那个油纸包。站长接过去，在木棚外面的长凳上坐下来，把油纸一层一层打开。四份文件摊在膝盖上。他先看邱明的那封介绍信，字不多，但盖着虎头山独立团的章。他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又翻回去，逐字看了一遍。然后拿起周卫国的推荐信，这封写得细，从战斗表现到特战队经历，一桩桩一件件都写上了。站长看得很慢，读到“此子可堪大用”那六个字的时候，抬头看了贾东旭一眼。最后他拿起赵大刚和李岳山那两张条子。赵大刚的只有一行字——“延安，找赵。”李岳山的也短——“找李。”两张条子都没写抬头，也没写落款，但站长认得赵大刚和李岳山的字。
他把四份文件重新叠好，油纸裹上，递还给贾东旭。然后他站起来，语气比刚才客气了不少：“你在这儿等一下。”
他拿着文件转身进了木棚，从抽屉里翻出一本花名册，翻了几页，又走到隔壁的窑洞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打了好一会儿，贾东旭蹲在木棚外面的墙根底下，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听着站长的声音从窑洞里断断续续传出来——“对，虎头山来的，姓贾……四份文件，有赵大刚和李岳山的条子……对，赵大刚同志和李岳山同志亲自写的……”
站长打完电话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比刚才松了一些，但说话还是稳的：“赵同志和李同志的条子我得往上送。你先跟我来，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住下。抗大的事，等上面通知。”
贾东旭点了点头，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站长叫来一个战士，十八九岁的样子，圆脸，看着很憨厚，让他带贾东旭去招待所。临走的时候，站长拍了拍贾东旭的肩膀，说了一句：“走了不少路吧？好好歇歇。”
那个战士领着贾东旭穿过城门，沿着一条土路往城里走。延安的街面不宽，两边是土坯房和窑洞，铺子开着几家——卖杂货的、卖吃食的、剃头的。街上人来人往，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背着铺盖卷的年轻人，也有赶着驴车的老乡。一个卖枣糕的老汉蹲在路边吆喝，一个剃头匠在墙根底下支了个摊子，一个妇人端着盆水从院子里泼出来。有个小孩追着一只鸡跑过去，差点撞到贾东旭身上，被他娘一把拽回去了。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一个半大孩子走在街上，跟那些从各地来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他腰后别着两把驳壳枪，枪柄磨得发亮。
招待所在一排窑洞前面，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招待所”三个字，字迹潦草，但能看清。战士把他领进去，推开一孔窑洞的门。窑洞不大，但收拾得干净，炕上铺着干草和一条灰布褥子，墙角搁着一张矮桌，桌上有一盏油灯和一个搪瓷缸子。窑洞的窗户是木格的，糊着白纸，窗台上搁着一小块肥皂和一条粗布毛巾。
“你先住着，”战士说，“吃饭去大灶，跟着队伍走就行。有什么事儿到门口找哨兵。”
贾东旭把包袱搁在炕上，坐在炕沿上愣了一会儿。窑洞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说话声。他伸手摸了摸炕上的褥子，粗糙，但干净。他把包袱打开，四份文件重新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纸页边角卷了，但字迹完好，章也清楚。他把文件重新裹好，塞进包袱最底层，然后把包袱枕在头底下，躺了下来。
炕是硬的，但比野地里睡踏实多了。他闭上眼，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走过去，有人在远处唱歌，声音不大，但很整齐，像是队伍在出操。还有小孩子在院子里跑过，笑了一声，又被大人叫回去了。他睁开眼，看着窑洞的顶，土壁被油灯熏得发黑，但很结实。
四年了。从北平到晋西北，从晋西北到山东，从山东到这里。他摸了摸腰后的驳壳枪，又摸了摸头底下的包袱。东西都在，人也到了。
他坐起来，从炕上下来，走到窑洞门口，往外看了一眼。夕阳快落山了，宝塔山的轮廓在暮色里变得模糊，但塔尖上那一点被最后一缕光照着，还亮着。他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没嚼，就那么叼着。接下来就是等。等上面通知，等抗大安排。他不着急。都走到这儿了，不差这几天。
他正准备转身回窑洞，那个送他来的圆脸战士又跑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热水，递给他：“喝点水，走了这么多天，嗓子肯定干了。”贾东旭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点涩，但喝下去舒服。他把碗还给战士，说了一句“谢了”。战士摆了摆手，说“明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来叫你”，转身走了。
贾东旭关上门，回到炕上，把草棍吐了，躺下来。外面天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