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星遥就醒了。
她没有赖床，洗漱完毕后换上一件藏青色的针织衫和一条深灰色的长裤，外面套了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对着镜子照了照，又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确认自己看起来整洁得体，才拎着行李箱走出房间。
顾安安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煮着一锅粥，蒸笼里热着几个包子，案板上还摆着一碟酱菜。
“吃了再走。”顾安安头也不回地说。
星遥把行李箱放在门口，在餐桌前坐下来。顾安安盛了一碗粥端到她面前，又夹了两个包子放在碟子里，然后在她对面坐下，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母女俩面对面坐着吃早饭，谁也没说话。窗外的天光渐渐亮起来，麻雀在桂花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院子里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吃到一半，顾安安忽然放下筷子，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绒布小袋子，放在星遥面前。
“这是什么？”星遥放下筷子，拿起那个小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银质的平安锁，不大，做工很精致，表面刻着吉祥的云纹图案，边缘已经被磨得有些光滑了，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你外婆给我的。”顾安安说，“我年轻的时候出远门，她都让我带着。现在我把它给你。”
星遥握着那枚平安锁，银质的触感温润而坚实，像是握着一份跨越三代人的牵挂。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有些发紧，最终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妈，我会小心的。”
“嗯。”顾安安应了一声，重新拿起筷子，低头喝粥，没有再说话。
七点二十分，星遥吃完早饭，洗了碗，拎着行李箱走到院门口。沈砚的车已经停在路边了，是一辆黑色的SUV，洗得很干净，在晨光中泛着光泽。沈砚靠在车门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看到她出来，抬手打了个招呼。
“早。”
“早。”星遥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然后拉开副驾的门坐进去。车里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和他店里的味道很像。
沈砚上车，发动引擎，车子平稳地驶出巷子，汇入了清晨的车流中。
去火车站的路不远，大约二十分钟就到了。沈砚把车停在落客区，帮她把行李箱从后备箱里拎出来，然后站在她面前，看着她。
“到了北京给我发个消息。”
“好。”
“展演的时候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
“好。”
“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
“好。”
星遥一连应了几个“好”，然后看着他，笑了一下：“你怎么比我妈还啰嗦？”
沈砚被她噎了一下，难得地露出了一个略显尴尬的表情：“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知道你是好心。”星遥说，“谢谢你送我。”
“行了，进去吧，别误了车。”沈砚摆了摆手，转身走回驾驶座。
星遥拉着行李箱，走进候车大厅。她没有回头，但能感觉到背后有一道目光注视着她，直到她走进自动门，消失在人群中。
高铁准时发车。
星遥的座位靠窗，旁边坐了一位中年男人，一上车就戴上耳机开始看剧，全程没有交流。这正合她意——她可以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
列车驶出苏州城区之后，窗外的景色逐渐从密集的建筑变成了开阔的田野。十月底的江南，稻田已经收割完毕，裸露的土地呈现出一种沉稳的褐色。偶尔能看到几处白墙黛瓦的村落点缀其间，像是水墨画里不经意滴落的墨点。
过了常州，过了镇江，过了南京。窗外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田野变得更加广阔，房屋的风格也逐渐从江南的精致转变为北方的质朴。过了徐州之后，地形变得更加平坦，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在车窗两侧铺展开来，天地之间豁然开朗。
星遥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中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活了三十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苏州，最远的一次远行是去台北。而此刻，她正坐在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穿越半个中国，去往一座她从未踏足过的城市。
这种感觉说不上来是兴奋还是忐忑，或许两者都有。
四个小时零二十分钟之后，列车准时抵达北京南站。
星遥拖着行李箱走出车厢，顺着人流走向出站口。刚一走出车站，一股干燥而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和苏州湿润的气候截然不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鼻腔里有一种陌生的、属于北方城市的味道。
出站口外，有人举着一块写着“星遥老师”的牌子在等她。举牌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一件印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字样的马甲，看到星遥走过来，连忙迎上前去。
“星遥老师您好，我是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姓刘。您叫我小刘就行。车在外面等着，我先送您去酒店办理入住。”
“辛苦你了。”星遥跟着他走出车站，上了一辆商务车。车子驶入北京的街道，星遥透过车窗，看着这座城市的模样。
北京的街道比苏州宽得多，建筑也比苏州高大得多。路两旁的行道树是高大的杨树和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秋风中簌簌作响。天空是一种干净的蓝灰色，不像苏州那样总是雾蒙蒙的，而是有一种北方特有的清朗和通透。
车子经过一些她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地方——央视的“大裤衩”、国贸的高楼群、东二环沿线那些气派的办公楼。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在提醒她：你已经不在苏州了。
酒店位于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是一家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精品酒店，古色古香，很有北京特色。小刘帮她办好入住手续，把房卡和展演活动的日程表一起交给她。
“星遥老师，今天下午和晚上没有安排活动，您可以自由活动，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明天上午九点，我们在酒店大堂集合，统一前往展演场地进行彩排。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的手机号码在日程表上有。”
“好的，谢谢你。”
小刘走后，星遥拖着行李箱找到自己的房间。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雅致，窗户正对着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树枝上挂着几个红彤彤的石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她放下行李，洗了一把脸，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加上时差虽然没有，但心理上的距离感还是让她觉得有些疲惫。她闭着眼睛躺了大约半个小时，感觉恢复了一些精神，便起身换了一双舒适的平底鞋，走出了酒店。
她想去看一看天安门。
这并不是什么宏大的人生理想，只是一种朴素的好奇——从小在课本上、电视上、新闻里无数次看到过的地方，现在就在距离她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如果不去看一眼，总觉得亏了。
她沿着胡同走出去，打了一辆车，二十分钟后，到达了天安门广场的边缘。
站在广场上的那一刻，她忽然理解了沈砚说的那句话——北京和苏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城市。苏州的美是细腻的、含蓄的、需要慢慢品味的；而北京的美是宏大的、直接的、扑面而来的。
天安门城楼在午后的阳光下巍然矗立，红色的墙壁和金黄色的琉璃瓦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广场宽阔得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长安街上车流不息，远处的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大剧院在视野中形成了一道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天际线。
星遥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首都心脏地带的某种本能的自豪感，也可能是作为一个从小地方来的普通人面对宏大叙事时的一种敬畏。
她在广场上走了很久，拍了些照片，然后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举着小旗子的旅行团，有牵着孩子的父母，有互相拍照的情侣，有穿着制服巡逻的武警战士。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座城市。
她掏出手机，给沈砚发了一条消息：“我到北京了。现在在天安门广场。”
过了一会儿，沈砚回复道：“怎么样？和想象中一样吗？”
“比想象中大。”星遥说，“大到让人觉得有点不真实。”
“待几天就习惯了。北京就是这样，刚去的时候觉得大得吓人，住久了就觉得也就那样。”
“你倒是看得开。”
“不是看得开，是事实。”沈砚说，“对了，你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涮羊肉很不错，叫‘裕德孚’，走路就能到。晚上可以去尝尝。”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一带？”
“小刘跟我说的。”
星遥愣了一下：“你跟小刘认识？”
“不认识。”沈砚说，“但我认识他领导。”
星遥看着那行字，忍不住笑了。这个男人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背地里却把什么都安排好了。
“谢了，沈老板。”
“不客气，星老师。好好享受北京的第一天。”
星遥收起手机，从长椅上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夕阳中的天安门城楼，然后转身，沿着来时的路走去。
她决定听沈砚的建议，今晚去吃涮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