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周家的宅邸坐落在太湖之滨，白墙黛瓦，庭院深深。
万历二十一年出生的周延儒，自幼便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聪慧。三岁能识千字，五岁可诵诗文，七岁时已能将《论语》《孟子》倒背如流。乡里乡亲都说，周家出了个文曲星下凡。
周延儒的父亲周炳是个不得志的秀才，屡试不第后在家设馆教书。他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却又不解其天性。小延儒常常在课堂上神游天外，先生讲《大学》，他却在纸上画太湖的烟波；布置临摹字帖，他却模仿窗外的麻雀叫声。可每次考校，他总能对答如流，甚至能指出先生讲解中的疏漏。
“此子天资过人，然性情疏懒，恐非长久之器。”私塾先生曾私下对周炳叹息。
周炳不以为然：“我儿乃天纵之才，岂能以常理论之？”
十二岁那年，周延儒做了件让全县轰动的事。宜兴知县听说周家神童之名，特意召来考校。县衙大堂上，小延儒面对众多士绅官员，毫不怯场。
知县出题考他诗词，他略一思索，便口赞一绝；让他背《春秋》，他从隐公元年背到哀公十四年，一字不差。更令人惊叹的是，有位老举人故意刁难，问了一个冷僻的典故，周延儒不仅答了出来，还引经据典说明了出处和历代注疏的异同。
消息传到常州府，知府亲自来看。这一看，便决定保荐周延儒参加童子试。十四岁，周延儒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江南士林为之震动，都说周家出了个百年不遇的奇才。
然而在光环之下，周延儒却日渐感到厌倦。那些经史子集，他过目不忘，却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那些圣贤道理，他倒背如流，却难以在心中激起真正的共鸣。
他开始逃课，不是为了玩耍，而是独自跑到太湖边，看渔舟唱晚，看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景象，让他感到一种比经书更真实的广阔。
“玉绳啊，你整日游荡，将来如何科举？”周炳忧心忡忡。
“父亲，书都在这里。”周延儒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在太湖边，看到的不仅是水，还有天地之道。”
周炳摇头，却也无法反驳。儿子的功课确实从未落下。
万历四十一年，二十岁的周延儒进京参加会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江南。从运河乘船北上，途经扬州、淮安、徐州，他看到了与江南截然不同的景象。
淮北的旱情严重，田地龟裂，流民沿路乞讨。在徐州渡口，他亲眼目睹了一幕：一个妇人抱着饿死的孩子，跪在官船前乞食，却被差役一脚踢开。
“公子，看不得啊，看不得。”书童连忙拉他进舱。
周延儒却站在船头，久久未动。那一刻，他第一次对书本上的“仁政”“爱民”产生了真实的怀疑。那些流民脸上的麻木与绝望，是四书五经里从未描述过的。
会试在二月举行。北京春寒料峭，贡院里更是冷如冰窖。周延儒坐在狭小的号舍中，呵气成霜。考题是《论君子之道与治国之术》。他看着题目，忽然想起了徐州渡口的那个妇人。提笔时，他没有按照惯常的套路大谈仁义道德，而是写下了这样一段：
“君子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然德不能自明，需见于事；民不可虚亲，当施以实。今观淮北之旱，民有菜色，而官府赈济文书往来，实效几何？此非德不明，乃事不见；非民不亲，乃实不施也……”
三场考毕，周延儒自觉发挥平平。出贡院时，他听到其他考生议论纷纷，有人痛哭流涕说发挥失常，有人踌躇满志说必中进士。他只是默默回到客栈，收拾行装准备南归。
放榜那日，书童连滚爬爬跑进房间：“公子！中了！中了！第一名！会元！”
周延儒正在整理书籍，手一抖，一本《孟子》掉在地上。他弯腰拾起，拍了拍灰尘，淡淡说：“知道了。”
殿试在皇极殿举行。万历皇帝已经多年不上朝，这次却破例亲自主持。周延儒跪在御阶之下，能闻到龙涎香混合着陈旧木质的气息。皇帝的声音从高高的御座上传来，显得有些缥缈。
“周延儒，朕观汝会试之文，有‘事见德明，实施民亲’之论，何解？”
周延儒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天子，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一个面容浮肿、眼袋深重的中年人，龙袍虽华贵，却掩不住浑身的倦怠。
“回陛下，臣以为，道德非虚言，当见于实事；亲民非空谈，当施以实惠。如农人耕田，春种秋收，此为实；如匠人造器，尺规绳墨，此为事。治国亦然，法令、赋税、赈济、边防，皆为实事。事办则德显，实至则民亲。”
万历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笑了：“好一个‘事办则德显，实至则民亲’。汝年轻，却能看到实处。今辽东有事，建州女真屡犯边境，若派汝往，当如何？”
这是一个陷阱题。新科进士，从未经历实务，谈何边防？殿内众臣都屏住呼吸。
周延儒却不慌不忙：“臣未历边事，不敢妄言方略。然臣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辽东之弊，或在不知己亦不知彼。不知己，则军屯废弛、粮饷不继而不知；不知彼，则敌情虚实、部落分合而不察。故臣以为，当先派干员彻查辽东实情，再定方略。此为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四个字，让万历皇帝眼睛一亮。他这些年倦于朝政，最烦的就是大臣们空谈道德、互相攻讦。这个年轻人，倒是说了点实在的。
“善。朕点汝为状元。”
二十四岁的周延儒，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跨马游街，琼林赐宴，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在荣耀的顶峰，他心中却有一丝莫名的不安。殿试时皇帝那疲惫的眼神，还有那句“辽东有事”，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
授官翰林院修撰，从六品。这是个清贵之职，主要职责是修史、撰文、备咨询。周延儒很快发现，翰林院并非他想象中学问渊博之地，而是个巨大的名利场。老翰林们忙着钻营升迁，年轻翰林们忙着拜师结党。每日工作，不过是些抄抄写写、歌功颂德的文字。
他试着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整理历年边防奏章编成摘要，以便查阅；又比如建立各地灾情通报的规范格式。但这些“实事”无人关心。
一位老翰林私下劝他：“玉绳啊，翰林院是储相之地，要学的是如何周旋，如何立言，而非这些琐碎实务。”
天启元年，也就是太庙战神的哥哥木匠皇帝上位的时候，周延儒被调到南京翰林院。这是个闲差，南京作为留都，官署齐全却无实权。他倒乐得清静，有时间读书访友。在秦淮河畔，他结识了一批文人墨客，诗酒唱和，倒也快活。
然而好景不长，天启二年，家乡传来噩耗：母亲病重。他急忙告假南归，船刚到镇江，又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短短一月之内，父母双亡。
周延儒跪在父母灵前，三日水米未进。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状元郎，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与虚无。守制三年，他闭门谢客，真正静下心来读书思考。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治通鉴》，边读边做批注。看到汉末党锢之祸、唐末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他常常掩卷长叹。
“党争误国，千古一辙。”他在笔记中写道，“然置身其中，能独善乎？”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三年守制，让他躲过了魏忠贤最疯狂的时期。天启朝的党争惨烈至极，东林党人几乎被赶尽杀绝。若他在朝，以他的出身、性格和才名，很难不卷入其中。
天启七年，守制期满。恰在此时，木匠皇帝落水后驾崩，太庙战神上位，改元崇祯。朱由检雷厉风行，很快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朝廷急需人才，周延儒被召回北京，升任右春坊右中允，成为太子属官。
重返京城的周延儒，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崇祯皇帝急于摆脱阉党影响，大力提拔东林党人。而周延儒，因早年与江南文人的交往，也被视为亲近东林。但他内心清楚，自己从未真正属于任何一党。
崇祯元年冬，皇帝决定增选内阁大臣。这本来是个机会，周延儒也在候选名单上。然而东林党推出了他们的领袖钱谦益，势在必得。在最后的权衡中，周延儒被挤了下去。
消息传来时，周延儒正在书房练字。笔锋一顿，一幅好字毁了。他放下笔，看着墨迹在宣纸上晕开，像一团化不开的乌云。
幕僚张文锦小心翼翼地说：“大人，钱牧斋此番入阁，怕是……”
“怕是东林党要一手遮天了。”周延儒接口道，语气平静，“张先生，你说这朝堂之上，究竟是办事重要，还是站队重要？”
张文锦不敢回答。
周延儒自己说了下去：“我看是站队重要。办事办得好，不如站队站得对。钱牧斋文章道德，天下闻名，可他为县令时治水不力，为学政时科举有弊，这些有人提吗？没有。因为他是东林领袖。”
“那大人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周延儒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既然这个游戏规则如此，那我也不妨玩一玩。”
他找到了温体仁。这是个精于权术、善于政斗的官僚，与东林党素有嫌隙。两人一拍即合。周延儒提供钱谦益当年在浙江主考时可能的舞弊线索，温体仁负责在朝中发难。
崇祯元年十一月，温体仁上疏弹劾钱谦益“关节受贿，徇私舞弊”。崇祯皇帝大怒，下令彻查。虽然最终证据不足，但钱谦益的清誉受损，入阁之事就此作罢。
这是周延儒第一次主动参与党争。事成之后，他并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深深的厌恶。
夜里，他梦见自己变成了小时候在太湖边看到的渔夫，撒网捕鱼，网上来的却是同僚们的脸，一张张扭曲挣扎。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赶走了钱谦益，周延儒和温体仁成了暂时的盟友。
崇祯二年，后金皇太极绕道蒙古，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朝廷震动，负责边防的东林党官员成为众矢之的。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信任彻底破裂。
十二月，周延儒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不久，首辅韩爌辞职，次辅钱龙锡下狱。周延儒接任首辅，时年三十七岁，成为大明最年轻的首辅之一。
站在文渊阁的窗前，周延儒看着紫禁城的飞檐翘角。雪落了满城，一片素白。他想起了小时候宜兴的雪，柔软而湿润；而北京的雪，干燥而锋利，像这个城市，像这个位置。
“首辅大人，各地奏章已送到。”中书舍人轻声禀报。
周延儒回过神。案头堆积的奏章，有陕西的灾情，有辽东的军报，有漕运的梗阻，有江南的税银拖欠。每一本，都关乎千万人生死；每一本，都需要他做出决策。
他坐下来，翻开第一本。是陕西巡抚的奏报：连年大旱，蝗灾继之，民饥而乱，流贼日炽。
“拟旨：令陕西巡抚开仓放粮，招抚流民，严剿顽贼。”他口述道。
“大人，”张文锦小声提醒，“陕西粮仓空虚久矣，恐无粮可放；剿贼需兵饷，户部已欠饷数月。”
周延儒沉默。他知道张文锦说得对。朝廷财政早已捉襟见肘，辽东军费、宗室俸禄、百官薪俸，样样都要钱，而税收却年年减少。
“那……令当地富户捐粮？”
“陕西富户多已南迁，留下的也自身难保。”
周延儒揉着太阳穴。这一刻，他无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无力。状元之才，首辅之尊，在面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时，竟如此苍白。
“先拟旨吧。”他最终说，“能救多少是多少。”
这样的无力感，在随后的日子里日益加深。辽东要增兵，没钱；河南要治河，没钱；九边欠饷，士兵几欲哗变。而朝堂之上，党争并未因东林党失势而停止，反而演变成他与温体仁的“周温倾轧”。
温体仁是个厉害角色。他摸准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不断在皇帝面前暗示周延儒结党营私、专权跋扈。而周延儒，一方面要应对复杂的国事，一方面要防备政敌的暗箭，心力交瘁。
一次朝会后，崇祯单独留下周延儒。
“周先生，”皇帝的语气少有的温和，“朕知你辛苦。然国库空虚，流贼猖獗，建虏虎视，如之奈何？”
周延儒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小七岁的皇帝。崇祯才二十出头。这个年轻人，背负着整个帝国的重担。
“陛下，”周延儒缓缓说，“臣以为，当务之急是理财。财理则兵足，兵足则贼平、虏御。”
“如何理财？”
“清丈田亩，追缴欠税，裁撤冗员，整顿盐政。”周延儒说了四个措施，每一个都触及既得利益集团。
崇祯眼睛亮了，但随即又黯淡：“难啊。清丈田亩，必遭豪强反对；追缴欠税，必遭官吏阻挠；裁撤冗员，必遭朝臣攻讦；整顿盐政，必遭盐商反弹。”
“所以需要陛下乾纲独断。”周延儒说。
崇祯沉默了。乾纲独断？他何尝不想。但每次他试图乾纲独断，都会遭到文官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即便是皇帝，也难以完全掌控。
“朕再想想。”崇祯最终说。
周延儒告退。走出乾清宫时，他抬头看天。冬日的北京，天空是一种沉郁的灰蓝色。他知道，皇帝不会乾纲独断。那个年轻人有抱负，却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想振作，却困于种种顾忌。
回到文渊阁，温体仁正在等他。
“首辅大人，”温体仁皮笑肉不笑，“方才陛下召见，可有要事？”
“不过是寻常问对。”周延儒淡淡说。
“哦？可我听说，大人向陛下建言清丈田亩、裁撤冗员？”温体仁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大人可知，此言一出，满朝文武都将视大人为敌？”
周延儒看着温体仁：“温阁老的意思是，我该像某些人一样，尸位素餐，明哲保身？”
温体仁脸色一变，随即又堆起笑容：“不敢。只是提醒大人，为政之道，在和光同尘。太过锐进，恐伤自身。”
两人对视，眼中都有锋芒。这一刻，周延儒清楚地意识到，他与温体仁不仅是政敌，更是两种为官哲学的冲突。温体仁信奉的是权术与妥协，而他，至少在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点“实事求是”的理想。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重击。他提出的几项改革，在朝议中遭到激烈反对。清丈田亩被说成“扰民”，追缴欠税被说成“苛政”，裁撤冗员被说成“排挤异己”，整顿盐政被说成“与民争利”。更致命的是，温体仁暗中串联，将这些提议与“结党专权”联系起来。
崇祯皇帝动摇了。他开始怀疑周延儒的动机，开始频繁召见温体仁。天平逐渐倾斜。
后来，周延儒被弹劾“徇私舞弊、结党营私”。虽然罪名查无实据，但崇祯还是下旨将他罢免。
离京那日，周延儒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城门处，几个故交来送行。
“玉绳，此去珍重。”
“周兄，暂且归隐，以待天时。”
周延儒一一还礼，表情平静。马车驶出京城，他掀开车帘回望。巍峨的城墙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这一别，就是七年。
宜兴老宅，周延儒过起了乡居生活。起初，他还关心朝政，让家人订阅邸报。但看着奏报中流贼越剿越多，建虏越战越强，国库越来越空，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老爷，南京来信。”仆人递上一封信。
是时称小东林党的复社中人写来的。信中说，朝政日非，国事堪忧，希望周延儒能复出，重振朝纲。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份名单，上面列着支持他复出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
周延儒把信放在蜡烛上烧了。火光中，纸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老爷，您这是……”幕僚张文锦不解。
“复社等人，皇上已不信任多年，他们不过是想借我之名，行党争之实。”周延儒冷笑，“当年我扳倒钱谦益，东林党恨我入骨。如今为何又要推我？不过是看温体仁已死，朝中无人，想找个傀儡罢了。”
“那老爷的意思是……”
“我倦了。”周延儒望向窗外的太湖。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和他小时候看到的一样。“朝堂是个大泥潭，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崇祯十三年，局势已经恶化到极点：李自成在河南声势浩大，张献忠在湖广攻城掠地，清军在关外虎视眈眈。崇祯皇帝焦头烂额，连换数任首辅，皆不得力。
这时，东林党、复社有人活动了起来。他们筹集了六万两白银，买通宫中的太监，不断在崇祯面前提起周延儒的才干，说他“闲居多年，静极思动，必有良策”。
崇祯动心了。或者说，他绝望了，病急乱投医。
圣旨到宜兴时，周延儒正在湖边钓鱼。传旨太监念完诏书，他手中的鱼竿一颤，鱼跑了。
“臣……领旨。”他跪下，声音听不出喜怒。
临行前夜，他在书房坐了一宿。桌上摊开着这些年的读书笔记，有一页写着：“为政之难，不在做事，而在做人；不在治事，而在处人。”这是他罢相归乡后的感悟。
而现在，他要重回那个最难“做人”、最难“处人”的地方。
张文锦帮他整理行李，忧心忡忡：“老爷，此番复出，恐非吉兆。朝局比当年更坏，陛下性情比当年更急，而老爷……”
“而我比当年更老，更倦，更无力。”周延儒接话，自嘲地笑了笑，“文锦，你说人这一生，是不是总在做违心之事？”
张文锦答不上来。
周延儒也不再问。他看着打包好的书籍，其中有一部《道德经》。翻开，第一章写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许从一开始，他走的就是一条“非常道”。神童之名，状元之荣，首辅之尊，都是“名”；而那个在太湖边看水天茫茫的少年，那个在徐州渡口见流民凄惨的青年，那个在文渊阁深感无力的重臣，才是真实的“实”。
名实之间，他已迷失太久。
崇祯十三年，周延儒重返北京，再任首辅。皇帝在平台召见，这一次，崇祯的眼神更加焦灼，更加急迫。
“周先生，七年不见，朕老矣。”皇帝开门见山，“国事如此，先生何以教朕？”
周延儒看着皇帝。七年时光，这个年轻人已有了中年人的沧桑，鬓角的白发更多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而他自己的心，也在这七年乡居中被磨去了最后一点锐气。
“陛下，”他缓缓说，“臣离朝日久，于当前情势尚未尽悉。请容臣详察旬月，再献方略。”
这是推托之词，但也是实情。离朝七年，他对许多情况确实已不了解。然而崇祯要的不是这个。
“详察旬月？”皇帝的语气带着不满，“流贼旬月可破数城，建虏旬月可入塞百里！朕要的是立刻见效之策！”
周延儒沉默。立刻见效之策？若真有这样的良策，国事何至于此？
“臣愚钝，请陛下明示。”
崇祯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叹了口气：“罢了。先生先去熟悉情势吧。朕……等得起。”
但周延儒知道，皇帝等不起，这个帝国等不起。回到文渊阁，他开始翻阅积压的奏章。越看，心越沉。
陕西：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
河南：饥民相食，千里无鸡鸣；
湖广：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
辽东：满清越发势大；
京畿：粮价飞涨，民怨沸腾；
国库：存银不足，欠饷累计数百万……
每一本奏章，都是一道无解的难题。而朝堂之上，吴昌时等人已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
首辅大人，请过目这份名单。吴昌时毕恭毕敬地将手中的名录呈给眼前这位位高权重的人物——周延儒。
只见那名录之上密密麻麻列着二十余个名字，无一例外皆是所谓的忠贞之士。这些人要么属于东林党一系，要么便是复社的核心成员。
周延儒随意一瞥，便已洞悉其中奥妙。然而，面对如此众多的候选人，他不禁面露难色，轻声叹息道：朝中官职毕竟有限，恐怕难以一一妥善安置啊。言语之间透露出一丝无奈与婉转拒绝之意。
岂料，吴昌时并未就此罢休，而是紧接着插话道：大人啊！您可千万别误会！我等众人之所以全力协助大人重归朝堂，绝非出于个人私欲，纯粹只是秉持着正义之心罢了。试想一下，如果那些正直善良之人无法得到重用，那么势必会让那些奸诈邪恶之辈充斥于整个朝廷之中。还望大人深思熟虑一番才好！
这番言辞听起来倒是颇为大义凛然、理直气壮，不过周延儒又岂能听不出其中暗含的威胁之意？说白了就是在警告他：倘若不肯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安排人员任职，那就休怪大家不再继续力挺他这个首辅大人！
嗯……本阁明白了。周延儒面无表情地回应一声后，便将那份名录随手放在一旁，似乎并不打算再多做讨论。
送走吴昌时后，周延儒在书房独坐。烛火摇曳，映着他疲惫的面容。这一刻，他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前有国事烂摊，后有党争逼迫，上有皇帝催逼，下有万民期待。而他，一个离开权力中心七年的老人，能做什么？
“大人，”张文锦轻声说，“该用晚膳了。”
周延儒摇摇头：“吃不下。”
他走到窗前。北京的秋夜，已有凉意。远处隐约传来更鼓声，一声，一声，敲在心上。
也许从这一刻起，那个曾经想“实事求是”的周延儒，已经开始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想自保、只想敷衍、只想在醉生梦死中逃避现实的周延儒。
因为清醒太痛苦，责任太沉重，而无能太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