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夹了一筷子野芹菜，嚼了两口，忽然想起一件事，转头问胖子：“二叔明天下午走，那中午我们是不是得再吃一顿好的？”
胖子一拍大腿：“那必须的！明天中午我做顿大餐，给二叔践行。二叔，您想吃什么？随便点，只要我会做，不，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会做，我就去学，保证给您做出来。”
二叔被胖子这一通话说得嘴角动了一下，说：“随便，都行。”
“都行就是什么都行，”胖子掰着手指头开始数，“那我来个红烧肉、清蒸鱼、油焖笋、香菇菜心、再来个酸辣汤，四菜一汤，标准配置。二叔您看行不行？”
二叔点了点头。
“那行，就这么定了。”胖子端起酒杯，冲着二叔举了一下，“二叔，我敬您一杯。您这一趟在雨村住了这么久，我招待不周的地方您多担待。下次来，我保证做得更好。”
二叔也端起酒杯，跟胖子的杯子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叮”。那个声音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起来格外清晰，像是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小小的、看不见的圆圈。
小哥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但他的存在感一直在这里。他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夹菜的时候很安静，喝酒的时候也很安静，但他的安静不是那种“我不在”的安静，而是那种“我在这里，你们不用管我，但我在这里”的安静。偶尔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要么在看我，要么在看院子里的某个地方，要么在看天上的月亮。他的表情永远是一样的——平静，淡泊，像一潭没有波纹的水。但我总觉得，在那潭水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流动，只是我看不到而已。
他今天好像比平时更安静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叔要走——不是说他舍不得二叔，而是二叔在的这些天，他似乎已经习惯了院子里多一个人。小哥这个人，他习惯了什么之后，当那个什么消失的时候，他需要一个适应期。不是难过，就是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就像你走路的时候旁边一直有一个人跟你并排走，突然那个人拐弯了，你会不自觉地往那边偏一下，然后再调整回来。
我把碗里最后一点米饭吃完了，放下筷子，端起米酒杯子，慢慢地喝着。米酒已经不冰了，变成了室温的温度，甜味比冰的时候更明显一些，酒精的味道也更容易被感知到。我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是在品尝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其实就是在拖延时间，想让这个晚上过得慢一点。
二叔也放下了筷子，端起酒杯，把最后一点白酒喝完了。他把杯子放在桌上，胖子又要给他倒，他伸手挡了一下，说：“够了。”
胖子就没再倒，把酒瓶放回桌上，自己也放下了筷子，靠在椅背上，拍了拍肚子，说：“吃撑了吃撑了，今晚这顿饭吃得值。”
小哥也放下了筷子。他吃得不多不少，刚好七分饱的样子，不像我和胖子那样每次都要吃到撑。他放下筷子之后，端起那杯没喝完的米酒，喝了一口，然后放在桌上，目光落在院门上的那两盏红灯笼上。
红灯笼在夜风中轻轻地晃着，里面的小灯泡把光线洒在院门和周围的墙面上，红色的光晕一圈一圈的，像水波一样往外扩散。灯笼的下面，院门的门槛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蹲了一只猫——是村里的一只橘猫，胖乎乎的，经常来我们院子里晒太阳。它蹲在门槛上，两只前爪并拢，尾巴绕过来盖住脚面，眼睛半闭着，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看我们吃饭。
胖子看到那只猫，说：“哟，大黄来了。”他站起来，从桌上捡了两块没吃完的腊肉，走到院门口蹲下来，把腊肉放在门槛上。大黄睁开眼睛，看了看腊肉，又看了看胖子，然后低下头，慢慢地吃了起来。它吃得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的，不像胖子吃东西那样风卷残云。
胖子摸了摸大黄的头，大黄没有躲，也没有蹭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吃着，偶尔甩一下尾巴，表示“我知道你在摸我，但我现在没空理你”。胖子笑了一下，站起来回到座位上。
“二叔，您看这猫，”胖子说，“跟小哥有点像，都是那种不爱理人的。”
二叔看了一眼大黄，又看了一眼小哥，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
小哥也看了一眼大黄，又看了一眼胖子，也没什么表情，但我注意到他的嘴角也动了一下——那个角度，大概算是在笑。
大黄吃完腊肉之后，舔了舔嘴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前爪往前伸，屁股撅得老高，整个身子拉得长长的，像一根被拉伸的橡皮筋——然后跳下门槛，消失在夜色中了。
胖子看着大黄消失的方向，感慨了一句：“这猫，来无影去无踪的，跟小哥一样。”
小哥终于开口了，说了一个字：“胖。”
胖子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小哥是在说——不对，是在评价大黄？还是评价他？他说“胖”，是在说大黄胖，还是在说胖子胖？胖子瞪了小哥一眼，说：“你说谁胖呢？”
小哥没回答，端起米酒又喝了一口。
我在旁边忍不住笑出了声。胖子这个人，平时谁说他胖他都不在乎，但小哥说他胖，他就在乎了。不是说他在小哥面前玻璃心，而是小哥这个人轻易不评价别人，他一旦评价了，就说明那个评价是客观的、准确的、不容反驳的。所以胖子听到“胖”这个字的时候，没法反驳，因为确实胖，只能瞪一眼表示抗议。
二叔看着我们三个人斗嘴，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比平时柔和了一些。那种柔和不是那种明显的、外露的柔和，是藏在很深处的、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的一点点温度。他坐在那里，背后是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头顶是圆圆的月亮，面前是三个在斗嘴的晚辈，手里端着一个空了的酒杯。这个画面如果被拍下来，大概会是一张很不错的照片——一个老人家，在元宵节的夜晚，坐在自己晚辈的院子里，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闹。
但没有人拍照。我们都只是坐在那里，让那个画面自己留在记忆里。
夜越来越深了，风也越来越凉。二月的夜晚还是冷的，虽然有灯笼的暖光和月光的银辉，但那种冷是从地面往上冒的，透过鞋底传到脚底，再慢慢地往上爬。我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胖子注意到了，说：“冷了？要不要进屋坐？”
我说：“不用，再坐一会儿。”
胖子就没再说什么，站起来进屋拿了一条毯子出来，扔给我。我接过来，盖在腿上，毯子是那种毛茸茸的珊瑚绒毯，很软很暖，是胖子从网上买的，买回来的时候说“这个毯子太好用了我要再买两条”，结果到现在也没买。
小哥看到我盖上毯子，把他那边的一个靠垫拿过来，塞在我腰后面。我靠上去，靠垫软硬适中，刚好填补了藤椅靠背和腰之间的空隙，舒服得我差点哼出声来。
我看了他一眼，他没看我，正在看天上的月亮。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清晰——那道从额头到鼻梁的线条，那个微微抿着的嘴唇，那个线条利落的下颌。他的眼睛里有月亮的倒影，亮晶晶的，像是两颗很小很小的星星落在了他的瞳孔里。
我赶紧移开了目光，假装在看院门上的灯笼。
灯笼还在晃，红色的光晕在夜风中摇来摇去，把院门的影子投在地上，忽长忽短的，像一只在跳舞的红色的蝴蝶。巷子里传来远处人家的笑声，隔着几堵墙，声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二叔，”胖子又开口了，这次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不那么咋咋呼呼了，带着一点正经的味道，“您这次回北京，除了接黎簇那小子，还有别的事吧？”
二叔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是不是公司的事？”胖子问。
二叔沉默了几秒，说：“有点事要处理。”
“严重吗？”
“不严重。”
胖子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二叔说“不严重”，那就是真的不严重，他不会把严重的事说成不严重来安慰我们，他说不严重就是在他自己的判断标准里真的不严重。但能让二叔亲自去北京处理的事，再怎么不严重，也不会是小事一桩。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有点担心，但又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二叔处理了一辈子事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既然说“不严重”，那就肯定在他能掌控的范围内。我应该做的不是瞎操心，而是相信他。
“二叔，”我说，“您到了北京之后，帮我跟小花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那个人，忙起来不要命的。”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那么一点——我说不上来——像是“你自己怎么不跟他说”的意思。但他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我又想了想，说：“还有那个谁——算了，没什么。”
二叔没追问，他知道我说的是谁。有些事情，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不说也没什么损失，那就干脆不说了。
胖子在旁边忽然叹了口气，说：“唉，二叔这一走，院子里又冷清了。小哥不说话，小天真也不怎么说话，就我一个人说话，跟唱独角戏似的。”
我说：“你不是唱独角戏，你是演相声，我跟小哥是观众。”
胖子瞪了我一眼：“你那嘴就不能消停会儿？”
“你先消停的。”
二叔看着我们斗嘴，这次终于没忍住，嘴角的弧度比之前大了那么一点点。不是笑，但已经是二叔能给出的、最接近笑的表情了。我看到那个弧度的时候，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很暖的东西，像是有人在心脏的位置点了一个小炉子，炉火不大，但刚好够让整个人都变得暖洋洋的。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月亮从东边升到了头顶，又从头顶慢慢往西边移。星星也多了起来，大概是月亮的光没有那么强了，那些被掩盖的星星就又露了出来，一颗一颗的，密密麻麻的，像是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钻石。院子里的灯笼还亮着，但里面的电池大概快没电了，光线比刚才暗了一些，红色的光晕也变得有些黯淡。
胖子打了个哈欠，看了看手机，说：“快十一点了，该睡了。明天还要早起给二叔做饯行饭呢。”
我也觉得有点困了，米酒的后劲慢慢上来了，不是那种让人头疼的后劲，是一种慵懒的、让人不想动弹的后劲。我靠在藤椅上，裹着毯子，眯着眼睛看天上的月亮，感觉自己像一只懒洋洋的猫，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想，就想这么待着。
二叔站起来，把空酒杯放在石桌上，说：“睡了。”然后转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说：“早点睡。”然后就进屋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到。
胖子也站起来了，伸了个大懒腰，骨头咔咔响了几声。他说：“我去洗个澡，今天出了不少汗。”然后也进屋了。
院子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小哥。
我靠在藤椅上，毯子盖到胸口，眼睛半闭半睁地看着天上的月亮。小哥坐在我旁边，没有要走的意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像一棵种在院子里的树，根扎得很深，风吹不动。
“小哥，”我开口了，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要轻，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你说二叔这次去北京，到底什么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我想了想，又问：“你觉得严重吗？”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次比刚才久一些。然后他说：“他不会有事。”
这句话不是“不严重”，也不是“没事”，而是“他不会有事”。这个回答的角度不太一样——“不严重”是说事情本身不大，“没事”是说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他不会有事”是说——不管事情大不大，不管过程怎么样，最终的结果是，二叔不会有事。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更笃定的判断，不是基于对事情的了解，而是基于对二叔这个人的了解。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二叔不会有事。不管遇到什么，他都不会有事。他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是那种“不会有事”的人，不是因为运气好，是因为他太强了，强到事情遇到他反而会有事。
我笑了一下，说：“也是。”
小哥没有再说话。我们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头顶是月亮和星星，身边是灯笼的微光，远处是竹林的沙沙声。风比刚才大了一些，吹在脸上凉凉的，但不冷，因为毯子盖得很严实，小哥在旁边坐着也挡了一部分风。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盹的。大概是过了很久，又大概只是过了几分钟。我只记得自己迷迷糊糊地感觉有人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我露在外面的肩膀，然后又有什么东西轻轻碰了碰我的额头——是手指，凉凉的，但不是很凉，就是那种在室外待久了之后的正常的凉。
那个触碰太轻了，轻到我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做梦。
然后我感觉到有人把我从藤椅上扶了起来。不是抱，是扶，一只手托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揽着我的腰，把我从椅子上带起来。我的身体很自然地往那个方向靠了过去，靠在一个温暖的、结实的东西上——是他的肩膀。
我半梦半醒地被他扶着走进了屋里，穿过走廊，经过厨房，经过二叔的房间——二叔房间的灯已经灭了，里面很安静——然后到了卧室。他把床上的被子掀开，扶着我躺下去，然后把被子盖在我身上。
被子是凉的，但很快就暖了，因为他的体温。
他在我旁边躺下来的时候，床垫微微沉了一下。我闭着眼睛，感觉到他翻了个身，面朝我的方向。他没有靠得太近，也没有离得太远，就是那种刚好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又不会觉得拥挤的距离。
被子下面，他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了我的手。不是握着，不是牵着，就是轻轻地碰着，指尖对指尖，像两片叶子在风中偶然触碰到一起，然后又分开了，但又没有完全分开，还留着一线若有若无的接触。
我困得不行了，意识在清醒和沉睡之间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彻底沉了下去。
在沉下去之前，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几乎不存在。
“元宵快乐。”
是他的声音。
我笑了一下，没有力气回答，就那么笑着，沉入了深深的、温暖的、没有梦的睡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