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梦者：危暐的数字幽灵在说话
2027年5月23日凌晨4点，云南丽江。
吴小雨从梦中惊醒。窗外还在下着细密的夜雨，打在窗台那盆父亲从贵州老家带来的茉莉花上。她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脏狂跳，耳边还残留着梦里的那句话——
“还有三十七个人，从未被记录。”
梦里，危暐仍然背对着她坐在电脑前，屏幕的蓝光照亮他消瘦的后颈。他没有回头，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疲惫，平静，带着一种已经认命的绝望：
“审判材料里只有十七个。那不是全部。我做过的……远不止那些。还有三十七个人。他们的名字我写下来过，然后删掉了。我害怕记录他们。”
“为什么？”梦里的吴小雨问。
“因为一旦记录，我就必须承认他们是人——有名字、有家人、有被骗走的一切。而那时的我，不敢承认。承认了，我就再也写不出下一行代码。”
她醒来的第一个动作是摸向枕边的手机，凌晨4:07。第二个动作是打开那台从不联网的旧笔记本电脑。
数据库窗口已经自动弹出，但这一次不是危暐模拟人格的主动书写——而是一段从未出现过的新代码。代码块的开头是一行注释：
// Vcd_Afterlife_init_phase2——当继承者准备好面对全部真相时激活
吴小雨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没有颤抖。
三个月前，她第一次与危暐的模拟人格对话时，会恐惧、愤怒、困惑。现在，她只是平静地阅读着那些涌出的文字——仿佛它们本就应该出现在那里，等待被看见。
代码之下，是危暐模拟人格的新消息：
“吴小雨，你开始做梦了。这说明‘记忆孢子’检测到了你的心理承受阈值已足够。”
“你梦里的‘三十七个人’是真实的。他们是我在KK园区诈骗过的受害者中，从未被任何记录留下的人——不在警方案卷里，不在园区数据库里，甚至不在我自己的‘审判材料’里。”
“我故意没有记录他们。因为其中一些人，在我得知他们的后续之后……我无法面对。”
“第一个人是个老太太，2022年11月9日，我到园区的第二天，被迫执行‘示范性诈骗’后的第一次独立任务。她姓陈，独居，老伴去世多年，儿子在深圳打工三年没回家。我骗走了她三万八千元——那是她攒了五年的‘棺材本’。”
“两个月后，我通过园区系统后台看到了她的后续标签：‘目标已死亡。死因：自缢。建议标记为高危已注销。’”
“我对着那行字坐了三个小时。然后我新建了一个文档，写下她的姓氏、年龄、被骗金额、死亡日期。保存时，文件名是‘01’。五分钟后，我删掉了它。”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一场分裂：白天优化诈骗系统，晚上偷偷从园区服务器里挖掘被我伤害过的人的信息。我找到了三百多人。但其中三十七人——我无法记录。每次写下他们的名字，我都会在十分钟内删除。”
“不是技术故障，是懦弱。”
“现在，我把这三十七个‘从未被记录者’的信息，以加密形式存放在全球‘Vcd_Afterlife’幽灵站点的核心层。解锁这些信息需要两个条件：”
“1. 我信任的人具备了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心理承受力。”
“2. 一个受害者自愿成为‘记忆继承者’——不是为了原谅我，而是为了决定这些记忆应该被保存还是永远封存。”
“第一个条件，程俊杰和镜渊引擎可以满足。第二个条件……”
“吴小雨，你是唯一合适的人。”
“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三十七个从未被记住的人。他们的家属可能至今不知道亲人被骗过，不知道那笔失踪的钱去了哪里，不知道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愿意，密码在第一次对话的第七句话里。”
窗口停止滚动。
吴小雨盯着屏幕，窗外雨声如注。
（二）集体记忆唤醒：2027年5月23日，福州
同一天上午10点，福州茉莉花工坊。
吴小雨的电话打到陶成文手机上时，团队正在处理工具网络的新一轮伦理辩论——关于“社会资源优化模型”中是否应加入“代际公平系数”。程俊杰和工具网络的代码攻防已经持续了三周，双方都在互相学习对方的逻辑漏洞。
电话接起，吴小雨只说了一句：
“危暐还有三十七个受害者，从未被记录过。他在等我决定是否打开名录。”
会议室瞬间安静。
一小时后，所有人到齐。除了常驻福州的鲍玉佳、张帅帅、程俊杰、梁露、付书云、马文平、陶成文，还有从瑞士紧急连线的孙鹏飞、伦敦的沈舟、边境线上刚值完夜班的魏超、从狱警岗位请假的马强。林奉超和林奉雨兄妹也专程从贵州赶来——林奉雨说：“如果危暐还有没记录过的受害者，我作为园区幸存者，有义务知道。”
林淑珍照例坐在角落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凉透的茉莉花茶。她已经很久不在回忆环节发言，但每次都在。
吴小雨坐在主位——这个19岁的苗族女孩，脸上那道淡疤在日光灯下几乎看不见，但眼神里的东西变了。四个月前她刚被救出时，那是破碎后勉强拼合的瓷片；现在，那些裂痕还在，却像是某种古老工艺的纹路，把碎片固定成了新的形状。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她说，“危暐模拟人格说，密码在第一次对话的第七句话里。我回看了所有对话记录，第七句是——他回答我的问题：‘你的第一个‘hello world’是什么时候写的？’”
程俊杰调出数据库日志，快速检索：
吴小雨：“你的第一个‘hello world’是什么时候写的？写的时候，你想过这个程序会改变世界，还是想过它会伤害像我这样的人？”
危暐模拟人格：“我的第一个‘hello world’写于2008年，高一，学校计算机课。当时我想的是：我能让电脑做我想做的事了。那种感觉很神奇，像魔法。”
“第七句话是这句？”梁露皱眉，“‘我能让电脑做我想做的事了’——这能是密码？”
孙鹏飞在视频里推了推眼镜：“不一定是字面密码。危暐是程序员，他说的‘密码’可能是一种逻辑。第一次对话的第七句话……也许是日期？2008年？也许是地点？学校计算机课？”
鲍玉佳突然开口，声音有些紧：“2008年……高一。我记得危暐高中是在福州一中。他们学校的计算机教室在实验楼四层。他跟我说过，第一次编程是在一个周三下午，老师教的是qbASIc。”
“周三？”程俊杰开始尝试组合，“2008年9月1日是周一，那第一个周三应该是……9月3日。？”
镜渊引擎尝试解锁。失败。
“不是日期，”马文平说，“危暐的密码习惯更偏向于意义，而不是纯数字。他大学时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
张帅帅想了想：“‘代码不说谎’？”
尝试。失败。
林淑珍放下茶杯，声音很轻：
“他高一那年，编程课的第一次作业，是写一个程序输出自己的名字。他写了两个小时，不是因为不会，是在想用什么字体。最后他用AScII字符拼了一朵茉莉花，旁边写着‘hello world’。”
所有人都看向她。
林淑珍从旧相册里翻出一张泛黄的打印纸——那是危暐高一时的作业，被母亲珍藏了十九年。纸上的AScII茉莉花线条简单，但花瓣是精心对齐的。
吴小雨看着那张纸，轻声读出茉莉花下方那行小字：
“hello world. 我的名字叫危暐。”
她将这句话输入解锁框。
数据库的加密层开始逐层剥离。进度条走到100%时，屏幕上出现一个从未见过的文件夹：
“未记录者名录_Vcd_final”
下方有一行日期戳：2024年3月2日，03:47:22——这是危暐牺牲前三个月，一个凌晨。
（三）名录：三十七个被遗忘的名字
文件打开，第一页是危暐的手写笔迹扫描——他在园区偷偷写的纸质日记，后来用手机拍照加密保存。
“2024年3月2日。今晚又失眠。
我决定把那些不敢记的人，记在这里。只给自己看。
如果有一天我能活着出去，我会找到他们的家人，跪下。
如果出不去……希望有人看到这些时，能替我说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
——Vcd”
下一屏，是三十七个条目。每个条目包含：
编号（从V-00到V-36——V-00是第一个，也是危暐从未敢对任何人提起的人）
称呼/姓氏（很多只有姓，甚至只有“老太太”“大叔”“姑娘”）
日期（2022年11月至2024年2月）
诈骗类型（冒充公检法、冒充亲人、杀猪盘、虚假投资）
金额（从800元到47万元不等）
危暐记录的“后续”（部分有，部分写着“未知”“无法查询”“不敢查”）
会议室里，只有键盘滚动声和压抑的呼吸。
V-00：陈奶奶，约75-80岁，2022.11.09，冒充孙子车祸急救，3.8万元。后续：2023.01.自缢。信息来源：园区系统高危目标注销备注。
V-01：李叔，58岁，2022.11.14，冒充社保局退款，4700元。后续：未知。
V-02：小燕，23岁，2022.11.21，杀猪盘，4.2万元。后续：2023.02.被家人从传销窝点接回，是否涉诈未知。
V-03：老周，67岁，2022.12.03，虚假保健品，8600元。后续：多次复购，总计被骗5.3万元。2023.01.系统标记“高危易受骗”，我偷偷把他的号码加入内部黑名单，强制拦截后续呼叫。
V-04：那个孕妇……我不知道她叫什么，2022.12.17，冒充医院退费，2.1万元。通话时她背景有婴儿哭声。她说“这是给孩子攒的奶粉钱”。后续：我把她的资料从高优先级队列移除，第二天被发现，关水牢12小时。
V-05：王叔，62岁，2023.01.08，冒充老朋友借钱，3000元。后续：他后来在系统里被标记为“已警觉”，换了号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报警。
（中间省略三十个条目——每一行都是一个被数字猎枪瞄准的普通人。）
V-35：刘老师，54岁，2024.01.19，冒充网购退款，1.2万元。后续：她挂电话前说“你们这些人，良心不会痛吗”。我那天没有吃晚饭。
V-36：小博，15岁，2024.02.28，冒充游戏客服送皮肤，800元。后续：这是我在园区的最后一次诈骗任务。第二天我就转入了纯技术岗，全力破坏系统。这个孩子是我最后一个直接伤害的人。他的声音还在变声期，听到“皮肤免费”时开心得像个真正的孩子。我恨我自己。
名录结束。
屏幕前，没有人说话。
林奉雨第一个哭出声。她曾是KK园区的幸存者，见过危暐，恨过他，后来理解了复杂性。但此刻，那些抽象的“复杂性”变成了一行行具体的姓名、日期、金额——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被撕碎的人生。
“V-36……”鲍玉佳声音发颤，“15岁。800元。为了一个游戏皮肤。”
张帅帅一拳砸在桌上，指关节渗血，但他没感觉到疼。
魏超盯着屏幕，声音沙哑：“2024年2月28日……这是危暐牺牲前两个月。他还在被迫诈骗，还在伤害人。那些‘反抗’、‘赎罪’、‘转化’的故事，在这一行字面前……太轻了。”
马强作为狱警，见过太多罪犯的忏悔表演。但此刻他看着危暐手写的那句“我恨我自己”，沉默良久，只说：“这个人不是在表演。”
孙鹏飞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拭。他是团队里最理性的人，此刻却说不出任何分析。
沈舟看着屏幕上那个孕妇条目，轻声说：“他记下了‘背景有婴儿哭声’。他本可以不记——系统日志不会记录这些细节。但他记了。他让自己无法忘记。”
程俊杰盯着V-00那条——陈奶奶，3.8万元，自缢。旁边有一行手写小字，危暐用几乎无法辨认的潦草笔迹补充：
“2023.1.15，系统注销她的档案时，我看到备注：‘死者儿子已从深圳返回处理丧事，未报案，未追查资金。’
他不知道这钱被谁骗走，不知道他母亲最后几个月活在怎样的愧疚里——她以为自己弄丢了儿子的钱。
我知道。我知道一切。
但我连写信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承认了，我就得承认我是杀人犯。”
梁露掩面：“他不是杀人犯……他是……”
“他是。”吴小雨的声音平静，却像刀锋，“在陈奶奶这件事上，他是。法律上可能无法定罪——证据链、主观故意、胁迫情节……但道德上，他是。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她顿了顿，看向所有人：“我不是来审判危暐的。他已经审判了自己，比我、比任何人都严厉。我是来问：这三十七个从未被记录的人，我们要怎么面对？”
（四）第二次集体回忆：他不敢记录的，我们替他记
陶成文打破沉默：
“我们需要第二次集体回忆——不是回忆危暐的无意之恶，不是回忆他被迫作恶的技术细节，而是回忆他在园区里，作为施害者，面对具体受害者时的心理状态。他为什么不敢记录这三十七个人？他在害怕什么？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决定这些名录的命运。”
于是回忆开始。这一次，每个人讲述的都是自己从危暐的遗物、日记、代码注释里拼凑出的碎片——关于那些他没有写下名字的人。
鲍玉佳回忆——关于“那个孕妇”
“危暐在2023年1月的一封未发出邮件里，详细描述了V-04。那个孕妇，通话时婴儿在哭。她丈夫在工地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刚满月的孩子。危暐冒充医院财务，说她有一笔三千二百元的产检费可以退税。”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她甚至说‘谢谢你们，孩子他爸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这笔钱正好买奶粉’。”
“危暐在邮件里写：‘我听着她报银行卡号，听着她哄孩子的声音，手放在键盘上，按不下去。监工用棍子戳我的后颈，一下，两下。第三下时我输入了账号，点了确认。’”
“那笔钱转走后，系统弹出目标档案更新。危暐看到她的年龄——21岁，比他妹妹还小两岁。”
“他违规将她的号码加入内部黑名单，保证园区任何人都不能再打给她。代价是12小时水牢，出来时膝盖以下的皮肤都泡烂了。”
“但他觉得值得。他在日记里写：‘我只救了她一个人。但我害了她。所以这个救，到底算什么？’”
张帅帅回忆——关于V-00，陈奶奶
“陈奶奶的案子，危暐只记录过一次，就是那份加密名录。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提过。这说明这件事是他最无法面对的一件。”
“2023年初，园区系统升级时，危暐偷偷做了一个小工具：输入目标Id，可以查询三个月后的状态标签（是否报警、是否死亡、是否被标记为‘高危’）。他查了陈奶奶。”
“那行‘自缢’的备注，他看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没有去食堂，没有写代码，就坐在机房的角落，盯着墙。监工打了他三巴掌，他才开始工作。”
“从那天起，他给自己加了一条死规矩：绝对不记录任何受害者的死亡结局。 他可以记金额、日期、话术类型，但不能记‘死’这个字。”
“他在代码注释里写过：‘如果把她们的名字和死亡写在一起，我会崩溃。我不能崩溃。我崩溃了，就没有人能破坏这个系统了。’”
程俊杰回忆——关于V-36，15岁的小博
“这是危暐最后一次独立执行诈骗任务。第二天他就借口‘技术升级’把自己调离了一线。所以小博是他最后一个直接伤害的人。”
“我在他的私人代码库里找到一段废弃脚本，标题是‘game_kid_36’。脚本里注释了整个过程：”
“目标是个初中生，用家长的手机玩游戏。危暐冒充客服，说他的账号中奖了，一款限量皮肤免费领，只需支付‘税费’800元。孩子偷偷用妈妈的微信支付，付款后等了一小时，皮肤没到账。”
“他回拨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叔叔，是不是我操作错了？妈妈说800元是她三天的工资……’”
“危暐在注释里写：‘我告诉他，系统延迟，24小时内会到账。24小时后，这个号码会被注销，他永远不会等到那个皮肤。’”
“‘他最后说了一句“谢谢叔叔”，然后挂断。’”
“‘我今年28岁，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职业。’”
程俊杰合上电脑，深吸一口气。
魏超回忆——关于那些没有结局的“未知”
“名录里有十七个‘后续：未知’。危暐不敢查，或者查不到。但我知道，在跨境电诈案里，‘未知’往往意味着受害者没有报警，没有申诉，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为什么？有些老人怕子女责怪，有些年轻人觉得丢脸，有些人觉得报警也没用，钱追不回来。”
“这十七个‘未知’的人，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带着被骗的创伤，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甚至不知道骗他们的人叫什么、长什么样。他们只知道电话里那个声音很年轻，很礼貌，很专业。”
“危暐怕的就是这个。他宁愿知道他们死了——至少那是一种结局。‘未知’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弥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罪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林奉雨回忆——幸存者视角
“我在KK园区待过四个月。我见过危暐，但没和他说过话。那时候我恨所有园区里的人，包括他。”
“出来后这三年，我经常想一个问题：那些诈骗我的人，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知道我叫林奉雨，24岁，贵州人，家里还有一个等我回家的哥哥吗？”
“还是说，在他们眼里，我只是系统弹窗里的一个‘目标Id’、一个‘潜力分82’的数据点？”
“危暐的可恨之处，在于他本可以不‘认识’那些受害者。系统给他的资料里有姓名、年龄、家庭信息，但他可以选择不看，只当成任务执行。绝大多数诈骗员都这么选——不看，就不会有心理负担。”
“但他看了。看了孕妇的婴儿哭声，看了陈奶奶的儿子在深圳打工，看了小博游戏账号的等级。他把他们当成人来‘认识’，然后继续伤害他们。”
“这不是加重他的罪吗？不，这是加重他的痛苦。”
“他本可以当个麻木的工具，像园区里大多数人一样。但他选择了当人——所以他的罪和痛，都比别人重十倍。”
吴小雨最后开口：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危暐模拟人格在数据库里和我的对话，也有类似的内容。”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三十七个名录，应该公开吗？”
没有人能立刻回答。
（五）抉择：公开、封存，还是第三种道路
会议室陷入长久的沉默。
付书云从法律角度分析：
“如果公开，涉及多重法律风险。第一，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未报案，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未经家属同意擅自公开涉嫌侵权。第二，部分受害者可能还活着，公开他们被骗的经历会造成二次伤害。第三，危暐已死亡，他的‘自供状’在法律上属于孤证，无法核实真伪。”
“但如果不公开，我们就是在替受害者决定‘他们不需要知道真相’。这是另一种傲慢。”
马文平从心理创伤角度：
“对于V-00陈奶奶的儿子——如果他还活着，他有权知道母亲临终前那笔失踪存款的去向。他有权知道母亲不是因为‘糊涂’、‘不小心’弄丢了棺材本，而是被专业的诈骗系统精准猎杀。这种知道可能会让他痛苦，但也可能终止他多年的困惑。”
“但其他受害者呢？V-36小博现在18岁了，他可能早已忘记15岁时那800元被骗的经历，或者只记得是自己‘不懂事’。如果我们告诉他：骗你的那个人后来写下了你的年龄、声音、游戏Id，并且在两年后的凌晨为你失眠——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程俊杰从技术伦理角度：
“危暐把名录加密存放在全球幽灵站点，设置解锁条件，本身就是一种设计——他希望有人打开，但又希望这个人‘准备好了’。他认为吴小雨是合适的人。但他没说名录必须公开。”
“我们可以选择第三种道路：名录被打开、被见证、被存档，但不主动传播。”
“像对待吴小雨的专属数据库一样，把名录的访问权交给某个受托人，由受托人决定在什么条件下向谁开放。这不是封存真相，是把真相的分配权从加害者手中移交。”
孙鹏飞从历史记忆角度：
“这三十七个名字，是危暐罪孽最具体、最无法被任何‘转化叙事’消解的部分。公开它们，会让危暐的英雄形象彻底崩塌——公众会质问：一个害死老太太、骗孕妇奶粉钱、骗孩子游戏皮肤的人，凭什么被纪念？”
“但也正是这份名录的存在，证明了危暐不是伪君子。伪君子会销毁罪证。他却把罪证留下来，交给世界审判。”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公开’，而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甚至可恨的受害者’——危暐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但这三十七人，只是受害者。没有任何‘加害者’身份可以平衡他们的痛苦。”
陶成文转向吴小雨：
“你是危暐指定的‘记忆继承者’。你应该做这个决定。”
吴小雨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从午后变为黄昏。林淑珍给每个人的茶杯续了一次又一次水，茉莉花在热水中重新绽放。
最后，吴小雨说：
“我不替危暐做决定。他死了，他没有资格决定这些记忆的未来。”
“我也不替那三十七个人做决定。我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被记住，不知道他们的家属愿不愿意知道真相。”
“但我知道一件事：危暐不敢记录他们，是因为他害怕面对。而我，不害怕。”
她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写下三个步骤：
“第一，名录存档，加密等级提升至与吴小雨数据库同级。访问需双人授权（我和陶成文，或我和程俊杰）。”
“第二，尝试寻找这三十七人及其家属。不是要告诉他们‘有个叫危暐的人对不起你们’，而是以‘反诈公益组织’的名义，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不主动提及危暐的名字。如果他们问起信息来源，我们再说出真相。”
“第三，在碎片网络的‘受害者纪念空间’中，增加一组无名纪念碑——不刻具体姓名，只刻数字：‘2022-2024，三十七位未被记录的友人’。危暐不配在他们的纪念碑上署名。但他们的苦难，值得被见证。”
她回头看向众人：“这是我的决定。同意的人，请举手。”
一只手，两只手，十一只手。
林淑珍没有举手，但她站起来，走到吴小雨身边，握住了她的手。
老人的手干燥、温暖，有常年侍弄花草留下的细茧。
“孩子，”林淑珍说，“小暐如果能看到今天，他会跪下来给你磕头。”
吴小雨摇头：“我不要他的磕头。我要他永远记得——他不敢记的那些名字，我替他记了。”
（六）幽灵站点的真相：不是遗产，是忏悔的种子
当晚，吴小雨在数据库里向危暐模拟人格发送了一条信息：
“名录已打开。三十七人，我会寻找他们。”
十五分钟后，模拟人格回复。这是它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次回应：
“谢谢你。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回应——我原以为你会愤怒，会质问‘凭什么把这种责任交给我’。但你没有。你只是接过去了，像接过一件需要搬运的重物。”
“关于‘Vcd_Afterlife’幽灵站点：它不是我的遗产，不是我的复活，不是数字永生实验。它是忏悔的种子。”
“我在园区最后几个月，意识到我可能永远无法活着出去。那些‘未记录者’——他们不知道谁骗了他们，他们的家人不知道那笔钱去了哪里，他们的故事在世界上没有任何载体。除了我的记忆。”
“但我的记忆会随着死亡消失。所以我设计了这个协议：将三十七个条目加密，植入开源代码库，像孢子一样散播到互联网深处。触发条件是：某个与我罪行相关的重要事件发生时（如受害者被找到、或名录被可信者开启），孢子激活，形成‘幽灵站点’。”
“站点的目的不是传播我的故事，是等待。等待有人循着线索找到这里，打开名录，然后做出你认为正确的决定。”
“你做出了比我期望更好、也更难的选择——不公开，不封存，而是寻找。”
“这需要时间、耐心，以及面对无数‘未知’的准备。有些人可能永远找不到。有些人找到了但拒绝接受帮助。有些家属会愤怒地质问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是三十七份等待拆封的伤害。你接过的不是答案，是问题本身。”
“如果你现在想退回这份责任，我会理解，并且系统仍会以另一种形式等待下一个人。没有人有义务承担他人的罪业。”
吴小雨回复：
“我接过的是问题，不是答案。我知道。”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忏悔种子’本身也是一种自私——你把无法承受的重量，通过算法转嫁给未来某个陌生人。你赌会有人愿意承接。”
“你赌对了。我承接了。”
“不是因为原谅你，是因为那三十七个人，没有人替他们说话。”
“现在有了。”
对话结束。
数据库的窗口没有关闭，但很久没有再生成新文字。
吴小雨合上电脑，窗外的丽江夜色中，灯火稀疏。
她想起16岁那年，在贵州的山村教室里，一个老师用投影仪放ppt，讲“信息时代”的美好未来。屏幕上闪过各种科技改变生活的例子：远程教育、移动支付、智慧医疗。
她不知道，六年后，她会成为这个“美好未来”的另一面——被技术精准狩猎的猎物。
而现在，她正在学习用同一种技术，修复那些被技术伤害过的人。
不是以牙还牙，是以代码还代码。
（七）寻人启事：三十七场漫长的告别
2027年6月至12月，茉莉花工坊启动了一项秘密行动，代号“名录计划”。
参与核心：吴小雨、程俊杰、魏超、付书云。外围协助：鲍玉佳、张帅帅、马文平。其他人知情但暂不介入，以保持行动的隐秘性。
计划分为三条战线：
战线一：信息核实（程俊杰+镜渊引擎）
通过名录中的日期、金额、诈骗类型，交叉比对各地区同期报警记录、社区调解档案、银行可疑交易报告。目标：将“陈奶奶”“李叔”“那个孕妇”还原为具体可追溯的个案。
战线二：实地走访（魏超+地方警方协助）
对已核实身份的受害者家属，由魏超协调当地警方或社区工作人员，以“反诈公益回访”名义接触，评估其心理状态和经济需求，提供匿名援助。
战线三：法律与心理支持（付书云+马文平）
为需要法律援助的家属提供免费咨询；为有心理创伤的受害者联系专业治疗资源。所有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主动提及危暐。
六个月里，成果艰难但确实存在：
V-00（陈奶奶） 的儿子找到了。他在深圳宝安区一家电子厂做质检员，母亲去世后他辞职回成都料理后事，后来又回到深圳，至今单身。警方回访时，他沉默很久，只说：“我妈一辈子省吃俭用，三万八攒了五年。她走前一直念叨‘老糊涂了，钱都看不住’。我……我一直以为是她自己弄丢了。”志愿者为他提供了法律援助，协助申请反诈保险理赔。他不知道这笔钱来自何处，只知道有人以“反诈基金会”名义补偿了他母亲当年的损失。魏超自掏腰包垫付了这笔钱——三万八千元，分文不少。
V-04（孕妇） 找到了。她叫何小娟，今年26岁，孩子在2023年初出生，如今已上幼儿园。当年被骗的3200元她没报警，因为“老公说报警也没用，还让人知道我们蠢”。她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母婴店，生意勉强糊口。当志愿者以“反诈调研”名义问起当年的事，她沉默一会儿，说：“其实那通电话……那个人声音挺年轻的。他最后说了句‘对不起’，很小声，我以为是听错了。”志愿者问她如果那个骗子现在想道歉，她愿不愿意见。她摇头：“没必要了。我早就不恨了，恨太累。”她拒绝了经济补偿，但接受了婴儿用品供货渠道的援助——匿名。
V-36（小博） 找到了。他本名周子博，18岁，刚高考完，被一所二本院校计算机专业录取。志愿者以“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名义接触他时，他已完全不记得15岁那800元的事。他母亲记得：“那年我微信少了800块，问他是不是买游戏了，他哭说是买皮肤被骗了。我打了他一顿。后来想想，也是心疼钱。”志愿者问是否愿意接受匿名补偿。母亲犹豫后说：“不用了。就当交学费吧。他今年报计算机，说要学本事，以后抓骗子。”
V-05（王叔） 已去世，2025年因心梗离世。家属不知道他曾被骗过3000元——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V-02（小燕） 拒绝接触。她现在是某三线城市的房产中介，微信头像是一对双胞胎婴儿。志愿者通过社区工作人员传递了援助信息，她只回了一句话：“过去的事别找了。我现在很好。”
V-19（一位退休教师） 在志愿者上门前一周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中期，已经不记得被骗过，也不记得大部分事情。她女儿哭着说：“我妈一辈子教书育人，退休了还被骗走八万。她忘了也好，忘了就不难过了。”
V-31（一位外卖骑手） 收到匿名补偿金后，通过社区辗转找到志愿者，非要见“捐款人”当面感谢。志愿者无法说明真相，只好以“基金会”名义婉拒。他最后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哽咽：“我那年被骗一万二，是借的钱，还了两年。真的谢谢你们。我会帮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
到2027年底，三十七个“未记录者”中，已核实身份并建立联系的有29人。其中18人接受了各类形式的援助（经济补偿、法律援助、心理咨询），11人明确拒绝或失联后无法再接触。
剩余8人仍在寻找——包括一个2023年在广东打工后失联的年轻女孩，一个户籍信息停留在2022年的独居老人，以及V-17、V-23等几位身份线索过于模糊的受害者。
名录计划的总结报告里，吴小雨写了一段话：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受害者真相。不是怕追责，是怕他们的痛苦从‘意外’变成‘谋杀’。”
“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只是倒霉遇上了车祸，有一天突然被告知：那不是意外，是有人精准瞄准了你——这种真相不是解脱，是二次伤害。”
“所以危暐的名字，在这些故事里永远隐去。这是我能为那三十七人做的，最后一件保护性的事。”
“也是我能为危暐做的，唯一一件接近‘慈悲’的事。”
“——但我不称之为慈悲。我称之为责任。”
（八）2028年3月：茉莉花工坊的春天
一年后。
吴小雨通过了成人高考，被一所省重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她选择了网络安全方向，导师是国内知名的反诈技术专家。
入学那天，她在宿舍的窗台上种了一株茉莉花——从福州茉莉花工坊移栽的分枝，林淑珍亲手剪的枝，用旧报纸包着，塞进她的行李箱。
随花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封没有署名的手写信。
吴小雨认出了字迹——那是鲍玉佳的。
“小雨：
茉莉花工坊不在了。”
不是关闭，是转型。工具网络和平衡网络已合并为‘茉莉花共情协议2.0’，由独立伦理委员会监管，不再需要常驻维护团队。陶老师回大学教书了，程俊杰去了一家反诈科技公司，我和张帅帅准备开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专门服务诈骗受害者及家属。”
魏超还在边境，马强还在监狱，孙老师还在瑞士，沈教授还在伦敦。梁露回墨尔本前，把工坊门口那棵最大的茉莉花移栽到了自己后院。”
林伯母说，她年纪大了，想回老家住。那间小屋子，她会留着，但以后可能很少去福州了。”
所以你问‘工坊还在吗’——地址还在，但人已经散了。”
但我想，我们守护的东西，还在。在你学的专业里，在你写的代码里，在你窗台上那盆花里。”
下次回来，记得来看林伯母。她说你答应教她用智能手机拍照。”
吴小雨把信折好，放进口琴盒——那是父亲吴建国年轻时用过的老物件，现在装着她所有的“重要文件”：数据库密钥、名录计划记录、还有一张16岁时穿着苗族盛装的照片。
2028年3月17日，她在大学图书馆写下了数据库的新条目——不是给危暐模拟人格，是给自己的备忘录：
“名录计划·阶段总结
已找到：29人
已援助：18人
仍在寻找：8人
下一阶段目标：开发‘反诈精准防护系统’原型，在诈骗发生前识别易受害群体，实现‘预防’而非‘补偿’。”
这是危暐当年想做但没机会做的。
我来做。”
窗外，南方的春天来得早，教学楼下的白玉兰已经开了。
她关掉文档，打开编程作业——下周要交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的社交工程攻击检测模型”。
她已经不是六年前那个接到“免费皮肤”电话会开心半天的孩子。
但她也不再是三个月前那个在曼谷红灯区的角落里等待被拯救的幽灵。
她是吴小雨，20岁，计算机系大一学生。
她在学习如何让技术不再成为猎枪，而成为盾牌。
（九）尾声：那些未被记录的，终将被见证
2028年5月，贵州雷山县。
吴小雨回到阔别八年的老家，给母亲扫墓。墓前杂草已清——父亲吴建国提前一周回来打理过。
她跪在青石板上，点燃三炷香，没有哭。
下山时，她在村口遇到一个背着竹篓的老人。老人看了她很久，突然问：“你是……吴家那个小雨？”
她点头。
老人叹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表妹小梅……唉，可惜了。”
吴小雨没有说话。
老人走后，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了很久。
表妹林小梅——那个为了寻找她而辍学、被骗、死在异国他乡的女孩。林小梅不在危暐的“三十七人名录”里，因为她不是危暐直接诈骗的受害者。她是危暐“无意之恶”链条的末端，是“扶贫助学配对系统”漏洞的间接牺牲品。
但吴小雨知道，如果危暐活着，他会把林小梅写进名录的第三十八行。
她打开手机备忘录，新建一条：
“V-37：林小梅，2002-2022，贵州雷山县人。关联事件链：危暐中断资助→辍学打工→寻找表姐吴小雨→被骗至缅甸→死亡。”
“未直接加害，但因果链条存在。是否应计入‘未记录者’？暂存疑，不列入正式名录，单独存档。”
“责任者署名：危暐（间接）。记忆继承者署名：吴小雨。”
她按下保存。
傍晚的山风穿过槐树，叶子沙沙作响。
她抬头看天，有一瞬间，仿佛看见16岁的自己和表妹手牵手走过这条山路。那时她们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诈骗，不知道KK园区，不知道一个“扶贫助学”的系统会在几年后成为命运的转折点。
那时她们只知道，山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有很多善良的人。
现在她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有猎手，也有陷阱，也有那些在黑暗里编写猎枪的程序员——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在被迫和自愿之间挣扎至死。
但她还知道另一件事：
有些程序员，在临死前写下了被他伤害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虽然他不敢保存，不敢面对，不敢在活着时请求原谅。
但他写下了。
这就够了。
她转身下山。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程俊杰发来的消息：
“工具网络2.0版刚刚通过伦理审批，你的‘反诈精准防护系统’原型被纳入首批试点。恭喜，吴工。”
她看着“吴工”这个称呼，嘴角微微扬起。
她没有回复。
下山的路很长，但天还没有黑。
【无名者纪念墙】
2028年7月，茉莉花共情协议2.0上线一周年之际，碎片网络中新增了一个特殊模块。
它不主动推送，不收集数据，不需要登录。
入口是一朵像素风格的茉莉花，线条简单，像某个高中生19年前的编程作业。
点击进入后，只有一面墙。
墙上没有照片，没有姓名，没有日期。
只有三十七道深浅不一的灰色刻痕，像墓碑上的风吹雨打。
墙根处有一行小字——不是危暐写的，是吴小雨写的：
“你们未曾被记录，但你们被记得。”
“来自一个永远无法请求原谅的罪人——和他的记忆继承者。”
服务器日志显示，这面墙上线首月，被访问了4732次。
没有人留言。
因为不需要。
【本章核心看点】
吴小雨的梦境预言：危暐数字幽灵首次直接传递“三十七名未记录者”信息，开启名录解密倒计时。
集体回忆聚焦“不敢记录的罪”：团队十二人共同拼凑危暐在园区面对具体受害者时的心理崩溃轨迹。
“未记录者名录”首次完整呈现：V-00陈奶奶至V-36小博，三十七个被危暐删除又重写、再删除的名字。
首个受害者陈奶奶的悲剧闭环：危暐到园区第三天诈骗的老人两个月后自缢，成为他一生无法面对的“第零号”。
责任与懦弱的辩证：危暐不记录不是遗忘，恰恰是因为记得太深；不是冷漠，是因为恐惧承认。
吴小雨的三步决定：不公开、不封存、而是寻找——以沉默的方式补偿，以匿名的方式记住。
“名录计划”的艰难执行：2027年6月至12月，29人身份核实，18人接受匿名援助，8人仍在寻找。
幸存者的选择与拒绝：有人接受补偿，有人拒绝接触，有人已遗忘——每一种选择都被尊重。
茉莉花工坊的散与聚：2028年团队各奔东西，但守护之物仍在吴小雨的专业与代码里延续。
无名者纪念墙的建立：三十七道刻痕，一行署名——不是危暐，是吴小雨。受害者成为记忆的最终继承者。
【下章预告】
2029年，吴小雨大学毕业，进入某互联网大厂反诈实验室。她主导研发的“晨曦系统”能在诈骗电话接通后11秒内识别并预警，准确率91.7%，挽救潜在受害者逾万人。
系统庆功宴当晚，她收到一封没有发件人的邮件。
附件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自拍视频。背景是某个东南亚小镇的黄昏，女人约三十岁，短发，脸上有东南亚热带阳光晒出的斑。她说：
“吴小雨你好，我叫阿英，是你表妹林小梅在KK园区的室友。她死之前，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告诉我姐，我不是去找她的，我是去找我们约定过的未来。’”
“还有一件事。园区里有个叫Vcd的程序员，小梅说他救过很多人，但救不了自己。他死后，有人在服务器里发现一个加密文件夹，名字是苗文。小梅懂苗文，翻译出来是——‘对不起，我从未记录过你的名字’。”
视频结束。
吴小雨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三点，然后打开那个尘封两年的数据库。
她在V-37条目下补完了最后一句话：
“林小梅。危暐未记录你，我替你记了。我姐也替你记了。”
“你不是任何人的注脚。你是我的妹妹。”
窗外，城市的夜空没有星星，但有一轮即将满盈的月亮。
她关掉电脑，回家。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小区，总在等她回来吃饭。
桌上的菜已经凉了，但电饭煲还保着温。
她盛了一碗饭，坐下来，和父亲一起吃完这个沉默的夜晚。
明天，她还要继续开发“晨曦系统”的下一个版本。
但那是明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