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巷口停下了。司机指了指前方一条窄得几乎过不了车的巷道说：就这儿了，槐安巷。里面车进不去，你往前走大概两百米，门牌号在右边。
沈清漪付了钱下车。巷口立着一根斑驳的铁杆，上面挂着一块白底蓝字的搪瓷路牌，油漆剥落了大半，槐安巷三个字只剩还完整，后面的笔画淡得几乎看不见。她拖着行李箱往里走，行李箱的轮子在青石板上磕出连续的咕噜声，在两侧的老墙之间来回弹跳，像有另一个人跟在她身后。
巷子很窄，两边的墙足有三四米高，墙面是灰扑扑的老砖，墙头上长着蕨草和一种不知名的小白花，垂下来一绺一绺的，在风里轻轻晃。阳光从头顶一条细长的天缝里漏下来，照在青石板上，照出深深浅浅的水渍印。空气里有一股老房子特有的气味，潮湿的砖灰混着墙角苔藓的腥，偶尔还夹杂着谁家厨房飘出来的葱油香。
她数着门牌。5号，7号，9号。门都是关着的，有些门环上生了锈，有些门缝里塞着广告纸，颜色都褪成了灰白。11号的门框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封条，字迹模糊，只能依稀看出是某年的防汛通知。13号的门前堆着几袋水泥，袋子破了口，干结的水泥块散了一地。
她走到15号和19号之间。那个位置没有门，是一整面砖墙，墙面上钉着一块巴掌大的搪瓷牌，漆面几乎掉光了，但底下的凸起字还能辨认——。沈清漪在墙前面站了好一会儿，行李箱的拉杆攥在手里，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这面墙是后来砌上去的，新砖比老砖颜色深一些，灰缝也更整齐，像是把原来的门洞整个封死了。
旁边19号的门忽然开了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半张脸来，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脚边的行李箱，声音沙哑地问：找谁？
沈清漪转过去：请问，17号的人家，您认识吗？
老太太把门开大了些，露出全身。她穿着碎花的棉布褂子，头发拢在脑后扎了个髻，手里攥着一把蒲扇。她上下打量了沈清漪好一会儿，目光最后停在她脸上，像在看什么很熟悉的东西。
你是姓沈吧？老太太问。
沈清漪心里一动：您怎么知道？
老太太没有回答，侧身把门拉开：进来坐。
院子不大，铺着水泥地，角落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树冠撑开罩了大半个天井。树底下放着两张竹椅，中间搁着个小茶几，上面摆着半壶凉茶。老太太坐下，拿起茶壶倒了一杯推过去：大热天的，先喝口茶。
沈清漪在另一张竹椅上坐下来，接过茶杯。茶水是温的，带着淡淡的甘草味，甜丝丝的。她喝了一口，放在茶几上，然后从随身的帆布袋里取出那份档案纸，摊开在膝头。
老太太看了一眼那张纸，目光停在那个名字上，半晌没有说话。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偶尔有一片落在水泥地上，发出极轻的啪嗒声。
三十多年了。老太太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更沙哑一些，你是她什么人？
我不认识她。沈清漪说，但我在查一件事情，查到最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这个名字，指向这个地址。
老太太端起自己的茶杯，却没有喝，只是捧在手心里转。杯里的茶水映出枇杷树影，碎成一小团晃动着的绿。
这地方原来住着一对母女。老太太说，妈妈姓柳，女儿姓什么我不知道，但大家都叫她小满。小满那年大概十六七岁，很瘦，不怎么出门，偶尔出来买早点，走路低着头，贴着墙根走。她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卧床，屋里总飘着中药味。
老太太停了一下，蒲扇搁在膝上，目光越过沈清漪的肩膀，落在那面封死的砖墙上。
后来有一天，小满来敲我家的门。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脸色白得不像话。她说她要走了，让我帮她照看一下院子里的那棵枇杷树。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她也不知道，但她不能再住这儿了。她走以后，那栋房子空了半年多，后来来了几个人把门封了，砌了这面墙，再后来就再也没人提过。老太太看向沈清漪，眼神里有种很深的、被岁月打磨过的平静，你手里那张纸上的名字，是不是叫柳如茵？
沈清漪的手指收紧，档案纸的边角被她捏出一道折痕。
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