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块安家费？”这次连最沉稳的薛兵也忍不住吸了口气。八十年代末，这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总和！
足够买几件像样的家具，或者给家里添置些大件。
巨大的惊喜如同投入滚水的油星，瞬间在席间炸开。
众人脸上的阴霾彻底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清晰可见的憧憬和兴奋。
工作前景有了实实在在的蓝图，工资待遇有了安心的保障，还有这沉甸甸的一千块安家费！
压在心头关于背井离乡的忧虑，在黄磊这一连串清晰、优厚的条件面前，迅速冰消瓦解。
气氛彻底热络起来。
大家纷纷向黄磊敬汽水，七嘴八舌地询问起麻姑县的风土人情、新厂的建设进度。
黄磊一一耐心解答，言谈间充满信心。一顿饭吃到杯盘狼藉，宾主尽欢。
当黄磊再次举起杯子，朗声道：“那么，我就当各位兄弟是愿意跟我去麻姑县，一起把这新厂干起来，干红火了？”
八个人毫不犹豫地站起身，齐刷刷举起手中的杯子，声音洪亮而充满力量：“愿意！跟着黄总干！”玻璃杯清脆地碰撞在一起，汽水四溅，如同敲响了新征程的号角。
看着眼前这一张张被希望点亮的脸庞，黄磊心底那块关于人才储备的石头，终于稳稳落地。
兴舟这边，技术班底的核心有了，剩下就是等政府那边的东风了。
饭局结束，黄磊送走众人，已是华灯初上。
卫子明没有立刻回家，而是跟着黄磊回到了略显简陋的招待所房间。
昏黄的灯光下，卫子明顾不上喝水，便急切地将晚饭席间那八人的底细，向黄磊做了更详尽、也更私密的汇报。
“薛兵，老薛，电路板这块没得说，厂里当年引进那条新线的电路调试，硬骨头都是他啃下来的，就是性子有点倔，认死理。”
“李工，李卫国，显像管调试的一把好手，耳朵灵得很，机器转起来声音对不对，他一听就知道毛病大概在哪儿，就是家里负担重，老母亲常年吃药……”
“王海，年轻，脑子活，学东西快，整机组装调试效率最高，就是有点毛躁，需要人压着点……”
他如数家珍，每个人的技术特长、性格特点、家庭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
黄磊安静地听着，偶尔插话问一两句细节。这八个人，覆盖了电路设计、核心部件调试、整机组装、外壳模具、质量检测等电视机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关键环节，是真正的技术脊梁。
卫子明这份用心，让黄磊深感自己这步棋走对了。
夜渐深，窗外小城的喧嚣渐渐平息。卫子明汇报完毕，准备告辞。
黄磊却叫住了他，走到床边，从那个半旧的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老卫，”他把信封塞到卫子明手里，分量不轻，“这五千块钱，你先拿着。”
卫子明的手猛地一沉，像被烫了一下，下意识地想推拒：“黄总，这……”
“听我说完，”黄磊按住他的手，语气不容置疑，“一部分，解决你家里的燃眉之急。嫂子身体不好，孩子上学，处处要花钱。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
他看着卫子明的眼睛，“你拿着它，这段时间多跑跑，多去原来那些有真本事的技术工人家坐坐，喝喝茶，聊聊闲天。
联络感情，摸摸他们的心思。告诉他们，麻姑县的新厂，大门敞开着！只要愿意来，工资待遇、安家费，刚才饭桌上承诺大家的，对他们一样有效！争取，”黄磊加重语气，“把能带走的好手，全部带走！一个完整的技术班底，是我们新厂站稳脚跟的最大底气！”
昏黄的灯光下，信封粗糙的质感清晰地传递到卫子明掌心。
五千块！这几乎是他过去在电视机厂干三年的总收入！
他看着黄磊信任而坚定的眼神，喉头滚动了一下，所有推辞的话都咽了回去。
他紧紧攥住信封，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重重地点了点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黄总……您放心！我卫子明，绝不让您这钱白花！厂里的好苗子，只要还愿意吃技术这碗饭的，我一个一个去请！”
送走步履变得异常坚定的卫子明，黄磊站在窗边，望着小城稀疏的灯火。
兴舟这边，人和事，都在他预想的轨道上奋力前行。现在，只等政府那临门一脚的消息了。
等待的日子，黄磊并未闲着。
他深知时间宝贵，第二天一早便退了房，踏上了前往邻县洋罗县的班车。
下一个目标，是洋罗县那个同样深陷泥潭的罐头厂。他需要尽快摸清情况，做出决断。
洋罗县招待所的房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黄磊顾不上这些，他面前的小方桌上摊满了厚厚一摞资料——有托人从县档案室复印的罐头厂历史沿革、财务报表（尽管数字惨不忍睹）。
有从街边小店老板、蹬三轮的老师傅嘴里打听到的零碎信息，还有几张不知从哪个旧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罐头厂“昔日荣光”的泛黄报道。
台灯昏黄的光晕下，黄磊眉头紧锁，指尖划过一行行冰冷的数字和文字，试图拼凑出洋罗罐头厂完整的衰败图景：
成立于1968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生产的糖水橘子、午餐肉罐头曾远销省外，红火一时。
1981年，趁着国家支持轻工业的东风，斥资引进了一条在当时还算先进的马口铁罐头生产线，那是它最后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
厂里人浮于事，管理层思想僵化，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产品几十年如一日，口味单一，包装陈旧。
当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市场的大门訇然洞开，琳琅满目的新产品、新品牌涌入时，洋罗罐头厂这艘老船，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显得笨拙而迟缓，迅速被巨浪淹没。
市场丢了，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县财政的输血杯水车薪，勉强维持着它苟延残喘。
最终，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波“砸三铁”和承包制浪潮中，罐头厂被“改制”，承包给了一个据说有些门路的私人老板。
然而，承包人本身资金有限，更缺乏开拓市场的魄力和手腕，加之沉重的历史债务和庞大臃肿的人员负担，苦苦支撑三年后，资金链彻底断裂，工厂彻底停产。
那个承包人，最终被巨额债务逼得走投无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个烂到根子的烂摊子和无数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