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月，青少年交流项目的第一批一百二十名中学生完成了在为期两周的交流。
他们去了的三所中学随堂上课，参观了p城的科技创新园区。
走访了山区的乡村学校，还和本地的学生一起上了一堂关于a海历史的专题课。
交流结束那天，一个学生在留言本上写了一句话：
“我以前觉得内地很远，现在觉得就在身边。”
这句话后来被苏婉清安排在了省报的专题报道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中旬，都城传来消息。
徐安北在zy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小组组长。
这个职务在公开报道中只有一行字，但在上层圈子中，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消息传到时，祁同伟正在主持政法委的月度工作例会。
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看到消息后，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把手机放回桌上，继续开会。
但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他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语速比平时稍快了一些，语气比平时更加笃定。
梅宗明是在省政府党组会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会议中间休息时，秘书把手机递给他看了一眼。
他看完之后，把手机还给秘书，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然后重新入座，继续主持会议。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他想起父亲梅国栋的话——
在徐政钦到之前，父亲告诉他“把宝押在徐家身上，是梅家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事”。
此刻，他看着窗外六月炽热的阳光，心里清楚地意识到，梅家的这个选择，已经被时间证明是对的。
苏婉清在当天的宣传工作例会上，对宣传处的同志说了一句话：
“近期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宣传，可以做深一些。
特别是科技创新园区、教育改革实验区、法治保障这几个方向，要成系列地推。”
她没有提徐安北的任命，但宣传处的处长在会后跟副处长低声说了一句：
“苏部长今天话里有话，徐书记家里的背景又硬了一层，宣传口的力度也该跟着往上走。”
这些暗流涌动，徐政钦本人却表现得最为淡然。
消息传来的当天，他正在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陈义把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一个镇上的农业产业园里看荔枝种植基地。
他听完之后，只是嗯了一声，然后继续弯腰查看一株荔枝树的挂果情况，和身边的农技员讨论品种改良的问题。
那个农技员不知道面前这位是省委书记，只知道是“省里来的领导”，见他问得专业，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嫁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
徐政钦听了十几分钟，临走时拍了拍那个农技员的肩膀，说了一句“你们的活干得好，荔枝要靠你们”。
当天晚上回到住处后，徐政钦才拿起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
“爸，祝贺。”
徐安北的回复很短，和往常一样：“把桩打正了。”
徐政钦看着那四个字，微微笑了一下。
他把手机放在床头，靠在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夏夜闷热而潮湿，窗外有蝉鸣声此起彼伏。
他在心里把这一年半的经历快速复盘了一遍——
从初到时的飞机上，吴启正给他讲班子底细，到现在班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从减负方案的落地，到教育改革实验区的获批；
从法治保障机制的建立，到军区视察后的五项部署；
从梁承远的磨合，到他调任外省；
从方国成的离开，到梅宗明的接任。每一步都踩在预定的节奏上，每一步都踩得稳、踩得实。
他想起老爷子那句话——“把桩打正了”。
这四个字从徐政钦刚入仕途时就被反复叮嘱，至今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但每一次听，他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新的重量。
桩打正了，楼才能盖高；桩打歪了，越高的楼越危险。
这个道理，简单而朴素，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
第二天一早，徐政钦继续在调研。
他去了一个脱困之后的村庄，看了村卫生站和小学的运转情况，和村干部、村民代表开了一个座谈会。
会上，一个老农站起来说了一段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徐书记，我听说你是省里最大的官。我活了六十多年，没见过省委书记到我们村里来。
你来了，我信你。去年医保涨了，学校也变好了，我孙子上学不用跑那么远了。
这些事，我们老百姓都记在心里。你以后要是调走了，别忘了我们这些种地的。”
徐政钦站起来，走到那个老农面前，握住他的手。
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老人家，不管我在哪里，这里的事情都是我的事。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记下了。明年我再来，你再看变化。”
老农点了点头，眼中有一点亮光在闪。
座谈会结束后，徐政钦走出村委会时，村委会门口已经站满了村民。
他们自发地聚在那里，没有组织，没有口号，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徐政钦朝他们挥了挥手，村民们鼓起掌来。
掌声从人群中间向外扩散，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像夏日的雷声从天边滚过来。
徐政钦坐进车里时，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村庄。
村口的老榕树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浓密的树荫，树下的村民们还在挥手。
他收回目光，对陈义说了一句：
“回去之后，把这几个村的调研情况整理一下，重点问题列入下次常委会的民生议题。”
陈义应了一声，车子缓缓启动。徐政钦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夏天已经全面展开，阳光炽烈，万物繁茂。
而他的棋局，也在这一年中最盛的季节里，向着更深处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