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太太把油纸伞靠在门外，鞋尖已经越过门槛。
“余太太，屋里病着人。”朱素秋挡在灶前，“欠多少，隔门说也听得见。”
“我收的是房钱，又不收他的咳嗽。”
余太太肩膀一侧，从朱素秋身边挤进来。她腋下夹着一本蓝布租簿，进屋先掀煤炉盖，再敲木箱，最后盯住桌上的两册字典。英文字典包了褐色书皮，书脊脱线；法文字典缺了封面，厚度还抵得上一摞旧课本。
她拿起法文字典掂了掂。
“这两本先搬我那儿。十天后拿钱来赎。”
朱伯伦按住书角。海津话从舌头上滚出来，尾音和现代记忆里的普通话相差很远，他自己听得一怔。
“余太太，秤砣拿走了，秤还能挣钱？”
“你这秤半年没见进项。”
“所以更不能拆。”
余太太松开字典，翻开租簿。她没有同他争道理，只拿指甲在纸上划出两个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又开了头。六元。你们若有六元，我连这桌腿都不碰。”
她说完用鞋尖踢了踢桌腿。桌腿松，晃一下就落灰，搬到旧货铺也换不来半月房钱。屋里真能卖的东西很少：煤炉裂了口，木箱少铜扣，朱素秋的剪刀属于成衣铺。两册字典便显得太完整。
阿满从里屋出来，站到字典前。他没敢碰余太太，只把自己的识字板塞进书与她之间。识字板上写了半个歪斜的满字，墨还没干。
“进去。”朱素秋说。
孩子没有动。余太太看了他一眼，将字典放回桌面，改敲蓝布租簿。
朱素秋从衣襟内摸出一张折成四方的票根，摊到桌上。
“十二月十五，我交过一元五角。你家庆生收的。”
“庆生说没收。”
“票是你家的票。”
余太太扫了一眼，把租簿推过来：“那你找给我看。”
簿上每笔租钱都编了号。二百一十二、二百一十三，下一笔跳到二百一十五。朱素秋手里的票根正是二百一十四，背后盖了一个淡得快看不出的“余”字。收款栏没写名字，只点了一滴红墨。
朱伯伦把票根压在缺号处。
“庆生收了，忘了誊。六元减一元五角，欠四元五角。”
余太太把票根举到窗前。票根左边有锯齿，和她租簿里二百一十三号留下的齿口正好接成连续的斜纹。朱伯伦又翻到二百一十五号，那一页的红墨比前页新，收款日恰在十二月十六。庆生应当是十五日晚收钱，第二日誊簿时翻过了一张。
“你若说票是捡的，齿口可以拿回去接。”朱伯伦说。
余太太瞪他：“我还没穷到赖你们一元五角。庆生回来，我打断他的手。”
“先让他把账补上。”朱素秋说，“手断了又要花药钱。”
余太太用拇指刮了刮那点红墨。纸没有破，印也没掉。她朝门外喊了一声庆生，巷子里没人应。
“算四元五角。”她合上租簿，“限期照旧。”
朱素秋的肩膀落下来一点。余太太马上转向床下木箱：“两本洋字典留下，你们还有什么能抵？”
箱底是一捆旧课本。线装的经义、算学启蒙和两册德文读本用麻绳扎在一起，封面写着父亲的名字。朱伯伦的手掌碰到麻绳，脑中接上一个傍晚：父亲咳着替他纠正字母，把错一处的纸贴在墙上，罚他对着灶烟重读十遍。
那一年朱素秋已经嫁人，回娘家时给父亲带过一包梨膏糖。父亲舍不得吃，糖在书箱里化了，黏住德文读本的后十页。朱伯伦翻书时骂过一次，父亲病死后又用湿布一点点揭开。如今那些纸还皱着，靠近能闻到旧糖和霉斑混在一起的味道。
余太太抬了抬那捆书：“这个够压十天。”
“爹的书不能拿。”朱素秋说。
“那拿字典。”
屋外有人倒马桶，污水从石板缝里漫过去。余太太侧脚避开，等他们选。
朱伯伦将法文字典抱回桌上，把旧课本推到门边。
朱素秋伸手来拦。他先抽出那两册德文读本，塞进字典下面，其余课本仍用麻绳捆好。
“十天。”他说。
余太太弯腰拎书，腰上钥匙互相碰撞。走到门口，她回头补了一句：“我也要给上家交租。你们少半月，我便要替你们垫半月。一月十一，钱或行李，总得有一样出门。”
她在欠条上改了数，又写下抵书一捆，盖章后撕给朱伯伦一联。
门关上，朱素秋把门闩插得很重。
阿满这才从床边跑出来，追到窗下看。余太太拎着书走过巷口，麻绳在她手里勒成一道细线。孩子仰头问：“外公的书卖了？”
“押十天。”朱伯伦说。
“十天以后呢？”
朱素秋收起识字板：“十天以后还姓朱，就拿回来。”
“票根若找不到呢？”她问。
“那就欠六元。”
“我问爹的书。”
朱伯伦把收条放进箱盖内侧：“十天后拿回来。”
“拿什么？”
里屋传来阿满的咳声。孩子怕人听见，用被角捂着嘴，仍漏出两下。朱素秋掀开药包，草纸里只剩一服切碎的根茎。她把药重新包好，提起针线笸箩，数出尚未锁扣眼的短褂。
“我这里三十六件，后日结四百八十枚铜元。先扣欠铺里的线钱，再抓三服药，余下够两日米。你那边呢？”
朱伯伦坐到桌前。
箱里的稿纸留下了回答。两封代写家书，每封收八枚；一页轮船时刻试译，四十六行，红笔采了二十九行；一张药品说明被整页退回，批语写着“字义无误，行话不通”。还有三封催款笺，语气一封比一封短。
朱伯伦抽出那页药品说明。上面的字是他写的，收笔向右挑，急时会把伯字和白字连在一起。笔迹没有陌生感。他拿起笔，在退稿批语旁补写药名，腕骨自然压住纸角，连用多少力都不必试。
外文原稿称一味退热药为可迅速抑制热症之剂，他此前逐字译了。药铺批语却在旁边写：服法、禁忌、孩童减量都没放到前头，病家看完半页仍找不到一天喝几次。
朱伯伦把那页翻过去。译准了，却没给人用成。红线剪掉的不全是文采，还有别人的耐心和他自己的饭钱。
纸页边缘全写着数。
四十六，二十九，三十二，零。
朱伯伦取笔，在空纸上写下四元五角，又写药钱、米钱、煤钱和灯油。写到父亲的书债，朱素秋将那一行划掉。
“书铺等了两年，不差这十天。”
他又写房钱。
“房钱先凑一半。”
“余太太不会收一半。”
“她会收。收了就得另开票，赶人时总要多说两句话。”朱素秋穿针，线头第一次没穿进针眼，第二次才过去，“两句话也是时间。”
阿满搬来识字板，坐在床沿帮他们数。他只会从一数到一百，数到四元五角便卡住，问一元里究竟有多少枚铜元。海津几种铜元成色不同，铺面折价也不同，朱素秋讲了两遍，他仍把大铜元和小铜元混在一处。
朱伯伦把纸上的整元划开，改成房租、药和米各要装满多少只小钱袋。阿满这次看懂了，在最大的那只袋子旁画了一间歪屋，又在药钱旁画了个碗。
纸还剩一角空白。朱伯伦写了几种更快的办法：替洋行写一篇西陆局势，给报馆投一份军事评论，找人押注数月后的战争。他写完便逐项划去。没有门路的判断卖不出价，拿一屋人的房钱押尚未发生的战事，也换不来明早的药。
最后留在纸上的，仍是代写家书与零散译稿。
朱伯伦看着她。洛林的通道曾按分钟算，这间屋按票根、药包和房东肯多说的两句话算。桌面只有一尺多宽，账比战场窄，挤进来的东西一点也不少。
他开始翻试译稿。
右眼读到第三页便胀痛，细小铅字挤成一片。朱伯伦把蜡烛挪到左边，左眼靠近纸面，右眼闭上。这个姿势能读，脖颈很快发酸。胸侧也在每次俯身时往里扯，逼他隔一阵就直起腰咳两声。
朱素秋没有劝他躺下。她把针线活搬到桌角，替他留出靠灯的位置。
“以前你一天能译多少？”朱伯伦问。
她抬眼：“你问我？”
“我想听你算。”
“顺手的货单，五六十行。碰上那些说一句话要绕三条街的洋信，二十行都写不完。你还爱在边上解释，人家又不给解释算钱。”
朱伯伦把几页旧稿并排摊开。法文比英文稳，军政词比商货词准，长句拆得太整，中文读起来像衙门告示。这个朱伯伦会四种语言，也被四种语言拖欠过饭钱。
门外有人跑得木屐直响，在朱家门前刹住。
“朱先生在不在？”
来人是福昌布号的小伙计，怀里夹着一只油布包。他进门便把包放到桌上，抽出一张外文货单和半页旧译。
“上月说好的单子。我们马账房等了三日，明天午前再见不着清稿，就送去东平码头找别人。以后商号的洋信，也不用朱先生费眼了。”
朱伯伦拿起货单。法文，四十七行，夹着一张轮船提单抄件。边上盖了福昌布号的红戳。
“价钱呢？”
小伙计拿下巴点了点旧译右下角。
那里有一行蝇头小字：每采一行，付铜元三枚；未采不计。
“明日午前。”小伙计又说一遍，扭头走了。
朱伯伦看了眼蜡烛。只剩一指长。
朱素秋将自己的油灯推过来，把灯芯拨出半分。
“先挣明天的。”
窗外才过午，桌上已经摆出了通宵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