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二日。汉口郊外。午后。
钟庆堂站在工厂门口，瘦得像一根竹竿。
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没有肩章，没有徽章，脏得看不出颜色。脸上全是灰，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脚上的鞋破了一个洞，露出脚趾头，趾甲里全是泥。胳膊上还有一道新伤，结了痂，黑红色的。
春桃第一个看见他，手里的扫帚掉在地上。
“庆堂少爷？！”
钟庆堂咧嘴笑了。那笑容不再像从前那样没心没肺，眼角多了几道硬邦邦的皱纹。
“春桃姐，我回来了。”
春桃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小姐！庆堂少爷回来了！”
巧英正在账房里整理账本，听见喊声，手顿了一下。她撑着桌子站起来，肚子大了，起身费劲。她走出账房。
钟庆堂已经走进院子了。他站在石桌旁边，看着巧英。她的肚子很大了，走路慢，一步一步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了一层金。
他的眼眶突然红了。
“巧英，你胖了。”
巧英看着他，看了很久。
“堂哥，你瘦了。”
钟庆堂低下头，看着自己破了的鞋。
“跑运输，天天在路上。有时候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两天吃一顿。瘦了正常。”
巧英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肩膀上的骨头硌手。
“进来坐。春桃，倒水。”
钟庆堂坐下来，连喝了三大碗水，才缓过气来。他把碗放下，抹了抹嘴，看着巧英的肚子。
“快生了吧？”
“快了。就这几天。”
“怀瑾知道吗？”
巧英低下头，看着手上的戒指。
“不知道。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但他有没有收到信，我不知道。”
钟庆堂沉默了一会儿。
“巧英，我在河南那边听说了一些事。”
巧英抬起头。“什么事？”
“信阳那边有一个失忆的军官。我在兵站听人说的。兵站的老梁头，是从芜湖医院退下来的护理兵。他说——‘庆堂，我在芜湖见过一个跟你老乡很像的人。头部受伤，什么都不记得了。左手虎口有一道疤。’”
钟庆堂的声音压得很低。
“老梁头说，那个人个子比你高半个头，瘦，脸白。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有人问他家是哪里的，他说想不起来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李长河。”
巧英的手指攥紧了桌沿。指节发白。
“左手虎口的疤——斜的？”
“斜的。”
巧英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她没有擦。
院子里安静了。风从红豆架上吹过来，叶子沙沙响。
章佩瑜从灶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面。她走到钟庆堂面前，把面放在桌上。
“吃吧。路上没吃东西吧？”
钟庆堂抬起头，看着章佩瑜。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
“佩瑜姨，谢谢您。”
章佩瑜没有说什么，转身要走。
钟庆堂叫住她。“佩瑜姨，那个人——左手虎口有疤。跟怀瑾一样。”
章佩瑜站在那里，背对着他。她没有回头，肩膀微微颤了一下。
“你亲眼看见了？”
“没有。部队调防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章佩瑜站了很久。灶房里传来锅盖掉在地上的声音，哐当一声。她没有回头，走进了灶房。
张氏是从后院跑出来的。她跑到儿子面前，抱住他就哭。
“庆堂！”
钟庆堂站着，没有推开，也没有抱住。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攥着拳头。
“娘，您别哭了。”
“我不哭，我不哭。”张氏松开他，擦了擦眼泪，又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你瘦了。”
“跑运输跑的。过几天就胖回来了。”
张氏看着他的手。手上全是茧子，指节粗得像树根。
“庆堂，你恨娘吗？”
钟庆堂沉默了一会儿。
“不恨。但您不该来武汉。”
张氏愣住了。
“佐藤的人盯着您。您来了，就把祸带来了。”钟庆堂的声音很平，“巧英一个人扛着厂，扛着日本人，扛着佩瑜姨，扛着肚子里的孩子。您来了，她还得扛您。”
张氏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还能去哪儿？”
“您可以去重庆，可以去昆明。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该来武汉。”
张氏说不出话。她蹲下来，蹲在院子里，捂着嘴哭。
巧英走过来，把手放在钟庆堂的手臂上。
“堂哥，别说了。二婶来了就来了。”
钟庆堂看着巧英，看了很久。
“巧英，你太心软了。”
“不是心软。是没办法。”巧英把手放在肚子上，“她是我二婶。”
入夜。钟庆堂坐在院子里，喝酒。
不是好酒。是刘长河从小店打的散装白酒，装在搪瓷缸子里，味道冲，入口辣。他喝了一口，呛得咳嗽。
刘长河蹲在他对面，也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庆堂，你在日本待了三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钟庆堂又喝了一口。这次没呛。
“三年。我爹送我去的。”他顿了顿，“我爹说——‘庆堂，你去日本学本事。学回来，帮爹把钟家拿过来。’他说的‘拿过来’，是从我大伯手里夺过来。”
刘长河没有说话。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学日语，学商科。住在学校附近，一间很小的公寓。房东是个老太太，人很好，看我一个人，有时候给我多盛一碗饭。”
钟庆堂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汉口的光太亮，星星看得不多，只有几颗，零零散散的。
“第二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人。日本女人。叫山本和子。”
刘长河的手顿了一下。
“她是学校附近一家茶馆的老板娘的女儿。我去喝茶，她端茶过来。后来熟了，我教她中文，她教我日语。她的中文说得不太好，我的日语也说得不太好。两个人比划着说，说得乱七八糟，但能懂。”
钟庆堂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和子是个很好的人。她不在意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她只知道——这个人会说中文，会说日语，跟她聊天很开心。”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几个日本学生在茶馆里议论中国，说了很难听的话。我站了起来。和子拉住我，把我拽到后院。她哭了。她说——‘庆堂，你别跟他们吵。他们不懂。’我说——‘他们骂的是我的国家。’她说——‘我知道。但你一个人，说不过他们。万一动了手，吃亏的是你。’”
钟庆堂把搪瓷缸子里的酒喝了一口。
“她哭了一会儿，不哭了。她说——‘你是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罢，你都是钟庆堂。’”
刘长河沉默了很久。
“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
“有。我回中国以后，还跟她通过信。她给我寄过照片，在茶馆门口拍的，穿着和服，笑得很开心。”钟庆堂的声音低了下去，“后来打仗了，信寄不出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春天收到的。她说——‘庆堂，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
他把搪瓷缸子里的酒一口干了。
“三年。我在日本三年。学到的不只是日语和商科。我学会了——日本人里也有好人。和子是好人。她娘也是好人。”
刘长河放下搪瓷缸子。
“庆堂，你不恨日本人？”
钟庆堂沉默了很久。
“我恨那些拿着枪杀中国人的日本人。我恨佐藤，恨渡边，恨那些烧了钟家库房的人。但和子——她不拿枪。她只是一个端茶的姑娘。”
他站起来，走到红豆架旁边，背对着刘长河。
“但我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打仗了。她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她的国家在打我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写信、聊天、比划着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刘长河看着他的背影，没有接话。
“我爹以为日本是天堂。他不是。和子那样的普通人，也不是。但日本人有枪，有炮，有飞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挨打，要逃难，要眼睁睁看着弟弟被人带走。”
钟庆堂的声音停了一下。
“明轩才十一岁。跟巧明一般大。他被带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不会让他去。”
就在这时，刘长河从门外匆匆走进来，手里捏着一封信。
“钟小姐，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全是日文。”
巧英接过信，看也没看，直接递给钟庆堂。
“堂哥，你在日本读过三年书，看看写的什么。”
钟庆堂接过信，展开。他的表情从平静变成凝重，从凝重变成铁青。
“这上面写的是——‘钟太太亲启。令郎明轩在日本一切都好，住在东京郊外的一处宅子里，有专人照顾。他每天读书、习字、学日语。他很乖，从不哭闹。只要钟太太肯配合，他就能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否则，后果自负。’”
院子里所有人都安静了。
张氏的脸一下子白了。
“明轩？明轩在日本？”
钟庆堂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穿着一件不合身的黑色学生装，站在一栋日式住宅前。身后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小树。男孩的表情很僵硬，眼睛看着镜头，像是在害怕。
张氏看见照片，腿一软，蹲在地上，捂住脸哭。
“明轩——明轩才十一岁啊！他们把他弄到日本去干什么！”
钟庆堂蹲下来，把照片递给母亲。
“娘，您看清楚。明轩站在那栋房子前面，后面是围墙，墙上有铁丝网。这不是学校，是监狱。”
张氏的手在抖，照片从她手里滑落。
春桃捡起来，脸色也白了。
章佩瑜从灶房走出来，接过照片，看了一瞬，没有说话。她把照片还给了钟庆堂。
“庆堂，你打算怎么办？”
钟庆堂把照片和信纸折在一起，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写信给佐藤。告诉他——钟庆堂在日本待过三年，认识东京的人。他要是敢动明轩，我就让他的人在日本也不好过。”
章佩瑜看着他。
“你有这个本事？”
“没有。”钟庆堂的声音很平静，“但他不知道我没有。他能吓我娘，我也能吓他。”
傍晚。刘长河又带来了消息。这次是一封电报。
“钟小姐，上海来的。”
巧英接过电报，上面只有几行字——
“救母成功。左肩受伤，锁骨骨裂，在医院。无大碍。孩子出生时我一定在。云澜。”
她把电报看了两遍。
章佩瑜正在叠尿布，手停了一下。
“宋先生把他娘救出来了。他自己受伤了。左肩，锁骨骨裂。”
“伤得重吗？”
“他说无大碍。但回不来。”
章佩瑜沉默了一会儿。
“让他好好养着。伤筋动骨一百天，落了病根是一辈子的事。”
巧英点了点头。她对刘长河说：“刘叔，给他回电报。就说——孩子还没生，等他回来再看。灯还亮着，他懂。”
刘长河走了。
章佩瑜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庆堂。”
“佩瑜姨。”
“你回来了，她就多一个人扛。”
钟庆堂低下头。
“佩瑜姨，我替我爹——对不起您。”
章佩瑜沉默了一瞬。
“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不用替他道歉。”
她走了。
夜。章佩瑜走进巧英的房间，坐在床沿上。
“今天的事太多了。你别操心，好好养着。”
巧英靠在枕头上，手放在肚子上。
“佩瑜姨，您说——庆堂在日本那三年，是不是很苦？”
章佩瑜沉默了一会儿。
“一个人在外面，怎么会不苦。但他没说过。”
五月十三日。清晨。
钟庆堂站在厂房门口，看着空空荡荡的织机。
巧英从账房走出来，站在他旁边。
“堂哥，你真的不走了？”
“不走了。”钟庆堂转过身，看着她，“巧英，我不是替我爹还债。我爹欠钟家的，还不完。”
“那你是为什么？”
钟庆堂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日本三年，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人，一辈子也回不去了。和子回不到我面前，我回不到从前。但明轩还能回来。他只有十一岁。他回来了，还有机会。”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
“我得替他把路守着。守住了，他回来还有个家。守不住，他回来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巧英看着他。
“堂哥，你长大了。”
钟庆堂低下头。
“我爹死了以后，我就长大了。”
五月十五日。汉口日租界。东洋旅馆。
佐藤健一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杯清酒。
田中正雄站在他身后。
“佐藤先生，钟庆堂回来了。他在日本待过三年，日语很好。”
佐藤喝了一口酒。
“他在日本三年，都干了什么？”
“学商科。还认识一个日本女人——山本和子。东京一家茶馆的。”
佐藤放下酒杯，转过身。
“山本和子？”
“是。钟庆堂跟她关系很好。他回中国以后，还通过信。”
佐藤沉默了一会儿。
“山本家在东京不算大户，但也不是普通人家。山本和子的父亲，是东京一所中学的校长。”佐藤的眼睛眯了起来，“有意思。”
“佐藤先生，您想利用这条线？”
“不急。”佐藤重新端起酒杯，“钟庆堂以为他不怕。但他有软肋。山本和子是软肋，明轩也是软肋。两条软肋，够用了。”
他喝了一口酒，看着窗外的夜色。
“等她生了孩子再说。”
五月十八日。汉口郊外。深夜。
巧英躺在床上，睡不着。
窗外，后院的那盏灯还亮着。
隔壁房间，张氏在哭。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能听见。
钟庆堂的房间没有点灯。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一张照片——不是明轩那张，是另一张。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站在一家茶馆门口，笑得很开心。
背面写着一行字——“庆堂，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子。”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又翻过去。
他把照片放进口袋，闭上眼睛。
窗外，那盏灯还亮着。
他在等。等明轩回来。等仗打完。等——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的和子。
巧英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堂哥心里也有一个人。在日本。隔着海，见不着。”
肚子里的小东西踢了一脚。
灯还亮着。
她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