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重锚，激起的浪涛尚未平息，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纷繁复杂的难题便紧随而至——如何将“均田”的原则，转化为一套能在广袤而差异巨大的土地上实际执行的“授田标准”？这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牵涉到千万家户生计、地域差异、利益平衡的精密算学与政治博弈。
“均田清丈使司”在皇城东南一处临时征用的宽敞院落里挂牌理事。杜谦坐镇统筹，户部、工部、都察院、甚至枢密院都派来了精干官员，加上从各地征辟或选拔的熟悉田亩、算术、绘图的吏员，以及李延这样既通实务又了解基层的年轻干才，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职能混杂的团队。院落内终日人来人往，算盘声、争论声、纸张翻动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墨汁、汗水和一种紧绷的专注感。
首要难题便是确定那个牵动无数人心的“基数”——丁男授露田四十亩，是否可行？依据何在？
户部搬来了残存的唐代关中部分地区户籍田亩档案，工部提供了粗略的州县舆图与地形标注。众人伏案核算，很快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在相对富庶的京兆府，若严格按“丁男四十亩、妇人减半”的标准，将现有在册人口（估算数）与战后初步统计的“可授田”（包括官田、无主荒地、部分可调剂的私田）进行匹配，账面上便已出现巨大缺口。更遑论土地有肥瘠之分，渭河平原的四十亩水浇地，与北山旱塬的四十亩坡地，产出可谓天壤之别。
“若强按此数，要么大量授出瘠田，百姓难以维生，怨声载道；要么授田不足，令百姓空怀希望，反生不满。”一位户部老郎中摇头叹息，“且战乱之后，人口隐匿、流徙未定，实数难以确知。此标准……恐成画饼。”
军方代表（枢密院派遣）则提出了另一个尖锐问题：军功授田。林风虽未亲至，但其副手态度明确：“将士用命，赏赐必厚。若与寻常百姓一般标准，何以激励士气？且军中多有缴获牛羊、招募蕃部骑兵，若耕牛、牧地不予考虑，军资何以为继？”他们要求单列“军功田”标准，并允许以牧场、草场折算，或提高授田数额。
官员群体的“职分田”同样棘手。新朝官制已定俸禄，但“职分田”作为重要的补充和身份象征，仍需明确。品级高低如何对应田亩多寡？田地从何而来？是就近拨给，还是统一划拨？离任交还时，若田地已被改良，如何补偿？若遭遇灾荒歉收，责任谁负？一系列具体问题，让负责此块的官员头疼不已。
最大的暗流，则来自那些田产可能被触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虽未敢公开反对《均田令》，但却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施加影响。有地方大族出身的官员，在讨论中“善意”提醒：“关中经百年开发，沃土早有其主。若强行为授田而夺民之产，恐非‘均平’之本意，反易生变乱。”有富商背景者则建议：“与其授田，不若鼓励佃种，主佃两便，官府但收其租，岂不省事？”更有甚者，私下串联，试图在制定“肥瘠等级评定标准”、“户等划分依据”等具体细则时，埋下利于己方的伏笔。
争论日复一日，草案修改了一稿又一稿。不同利益诉求在算盘珠子与条文词句间激烈碰撞。杜谦常常是白天主持冗长会议，调和各方，夜里则与核心幕僚挑灯夜战，修改条文。李延作为连接上层决策与基层实况的桥梁，既要参与具体条款的拟定，又要不断将讨论中的争议点与可能引发的实际问题反馈上来，忙得脚不沾地，眼中布满血丝。
这一日，关于“地域差异调整系数”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以京兆府为基准（系数为1），如何确定其他州县的系数？是根据历史平均亩产？还是根据地形（平原、丘陵、山地）？或是根据水源条件？不同标准会导致授田实际价值的巨大差异，直接关系到新政的公平性与可接受度。
支持按历史亩产定系数者认为，此最贴近土地实际产出能力，最为公平。反对者则指出，战乱导致大量农田荒废、水利失修，历史数据已不可靠，且易被拥有旧册的豪强操纵。支持按地形水源定系数者，认为标准相对客观，但如何量化“水源条件”？靠近大河与仅有山溪灌溉，差异巨大，又该如何细分？
双方引据争论，相持不下。一位来自陕北干旱地区的官员情绪激动：“若按亩产，我家乡那塬上之地，三年两不收，系数定得再高，四十亩薄田可能抵得上关中十亩水田？授田令岂非成了对我乡民的戏弄？”
正在僵持之际，黄巢忽然轻车简从，亲临“均田清丈使司”视察。他没有惊动太多人，只在杜谦、李延等少数人陪同下，静静地站在议事厅外，听了一会儿里面的激烈争论。
随后，他走进厅中。所有人慌忙起身行礼。黄巢摆手示意众人坐下，自己也拣了个空位坐下，仿佛只是来旁听的一员。
“刚才诸位所议，朕听到了些。”黄巢语气平和，“地域差异，确是难题。按亩产，数据难全，易生弊端；按地形水源，又失之粗糙。朕倒有个想法，可否综合考量？”
众人屏息聆听。
“可设一个‘基础授田额’，如丁男三十亩，此为基准，不分地域，皆按此数规划，以示‘均’之原则，亦减轻膏腴之地授田压力。”黄巢缓缓道，“在此之上，设立‘调节田’。调节田之数额与授予条件，则根据地域‘田土等级’而定。此‘田土等级’，不由历史亩产定，而由朝廷派遣专使，会同地方官、乡老，根据当前实际之水源、地势、土质、交通等情况，公开评议划定，分为上、中、下、末四等，甚至更细。不同等级，授予不同数量的调节田，或折算为不同的租赋减免额度。”
他顿了顿，看向那位陕北官员：“譬如，足下家乡之塬地，若评为‘末等’，则丁男除三十亩基础额外，或可再授十亩‘末等调节田’，且此调节田前五年免租，后租额极低。而关中水浇地若评为‘上等’，则可能只有基础额，甚至无调节田，且租赋稍高。如此，虽亩数不等，但朝廷尽力使各地民户实际负担与所得，达到一种相对平衡。同时，鼓励地方兴修水利，改良田土，若等级提升，则惠及全体乡民。”
这个思路将“均田”从简单的数量平等，引向了考虑土地质量、实际产出能力的“负担与收益平衡”，更具弹性，也更能适应复杂情况。厅中众人眼睛一亮，低声议论起来，觉得颇有可操作性。
“至于军功田、职分田，”黄巢继续道，“可单独成章，标准从优，但需明确来源与管理办法，严禁与民争利，侵占民田。军功田可考虑以牧场、草场折算，或允许其以田租收益在指定军市换取其他物资。职分田则强调‘离任交还’，并制定详细的田亩改良补偿与灾歉责任条款，防止成为变相私产。”
“授田标准之制定，”黄环视众人，语气转肃，“非仅为分田，更是树立新朝公平信义之标杆。细则务必周详，虑及各种情形，但核心在于‘程序公正’与‘实质平衡’。清丈等级、评定户等、授予田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允许申诉复核。朕要的，不是一份完美的纸上标准，而是一套能让大多数百姓觉得公平、愿意遵守、并能据此安排生计的实在规矩。”
皇帝亲临指点，并提出了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新思路，让陷入僵局的讨论找到了突破口。接下来的几天，制定工作进入了快车道。以“基础额+调节田”为核心的授田框架逐渐清晰，配套的《田土等级评定办法》、《军功授田细则》、《职分田管理条例》等子项草案也陆续成形。
九月底，一份厚达数百页、包含大量表格与说明的《大齐均田授田标准及实施细则（试行）》草案终于定稿，报送黄巢及政事堂（中书门下）最终审定。草案不仅明确了各类授田的具体标准、程序，还附带了详细的《清丈操作手册》、《田亩图样绘制规范》以及《申诉处理流程》。
当李延捧着那摞沉甸甸的草案走出“均田清丈使司”时，秋日的夕阳正将皇城的琉璃瓦染成一片金黄。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但也有一丝微弱的希望。他知道，这仅仅是一套纸面上的标准，即将到来的清丈与授田实践，才是真正的试金石。风已经吹起，而他们刚刚为这艘航船，绘制出了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海图。至于能否抵御真正的风浪，驶向预定的彼岸，无人知晓。但至少，航向已经标定，船，即将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