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漠北深处的“工匠斡耳朵”里，匠人们还在为无法复制的火药配方和精巧的燧发机关而抓耳挠腮、屡屡炸膛之际，数千里之外的南宋，一场由“制式化”催化的、更深层次的军事变革，正如同春雨后的竹林，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力度，悄然拔节、蔓延、深化。
“绍四七式燧发火铳”被正式确立为“制式装备”，不仅仅是一纸诏书和一个名分。
它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闸门，将南宋的军事优势，从单一的装备层面，迅速扩展到编制、战术、训练、后勤乃至军心士气的全局，使得宋蒙之间本就存在的战力差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一步拉大，而且拉大的方向，越来越超出蒙古传统军事思维所能理解和应对的范畴。
其一，编制革新与专业化的“铳兵”。
过去，火铳只是作为辅助兵器，零星配发给少数精锐部队使用，编制混乱，使用随意。
如今，随着“制式化”诏令的下达和《火铳操典》的颁布，火铳手的身份被正式确立。
兵部与枢密院联合颁行新规，在禁军、厢军序列中，开始有步骤地组建独立的“铳兵”单位。
最小的战术单位是“铳队”，定额十二人，设队正一人，副队正一人，铳兵十人，必要时可配属刀牌手或长枪手数人护卫。三队为一“铳哨”（约三十六人），三哨为一“铳都”（约百余人）。
在重点边镇和主力野战军中，则开始尝试组建纯火器或步铳混编的“铳营”，下辖数个铳都，并配备专门的弹药运输队、简易修械匠人乃至小型的、用于攻坚或防御的轻型“虎蹲炮”、“子母铳”等伴随火炮。
铳兵的选拔、训练、升迁、饷银，开始有了独立的标准。
选拔侧重于视力、臂力、心理稳定性和一定的学习能力。
训练则完全按照《操典》进行，从武器保养、装填射击、队列行进，到基础战术配合，皆有章可循。
优秀的铳兵，其饷银开始向技术兵种倾斜，略高于普通步兵，若有战功，擢升更快。
神机军作为“种子”部队，承担了大量为各军培训铳兵军官和骨干的任务，其自身也在扩编和深化训练，摸索更大规模火器部队的指挥和战法。
这种编制上的专业化，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战斗力的标准化与可控性的提升。
不再是少数精锐才能玩转的“高科技”，而是普通士卒经过系统训练也能掌握的杀敌技能。
一支成建制的、训练有素的铳兵部队，其火力持续性、射击精度和战术执行力，远非过去零散使用火铳可比。
其二，战术思想的潜移默化。
火铳的大规模列装，尤其是成建制铳兵部队的出现，开始倒逼宋军将领重新思考作战方式。
传统的“弓弩压阵，步卒抗线，骑兵侧击”的战术思维，虽然仍在主流，但已经有不少将领，在实战和小规模冲突中，尝到了火铳的甜头，开始主动进行战术创新。
在边关，尤其是堡寨防御战中，火铳的作用最先凸显。
过去防御骑兵袭扰或小规模攻坚，主要依赖弓弩和擂石滚木。
弓弩射速慢，对披甲目标杀伤有限；擂石滚木准备繁琐。
现在，装备了火铳的守军，可以在敌军进入百步时就开始进行有威胁的精确射击或齐射。
蒙军游骑惯用的抵近抛射、骚扰试探战术，在火铳的射程和破甲能力面前，伤亡骤增，效果大减。
一些头脑灵活的宋军守将，开始有意识地将铳兵布置在寨墙的突出部、转角或暗堡中，形成交叉火力，并安排专门的观察哨和供弹手，提高射击效率和持续作战能力。
在野战中，虽然大规模、成建制的火铳战术还处于摸索阶段，但小规模的战术配合已开始出现。
例如，精锐的选锋军、背嵬军中，已经开始将火铳手与刀牌手、长枪手、甚至少量骑兵进行混编。
接敌时，铳兵先以齐射打乱敌军队形，挫其锋锐，然后步卒冲锋，骑兵侧翼包抄。
或者，在撤退时，以铳兵轮番射击断后，迟滞追兵。
神机军更是大胆尝试纯火铳部队的线列战术，演练“三段击”在不同地形、面对不同敌人时的变化，以及与弓弩、车阵、拒马的配合。
这些战术探索虽然粗糙，甚至有时会因为配合不熟、指挥不畅而出现混乱，但其代表的方向是明确的：宋军开始有意识地将火铳的远程杀伤力，融入原有的作战体系，甚至试图以其为核心，构建新的战术模式。
而蒙军，对此几乎毫无准备，他们的战术思维还停留在骑兵冲击、重甲突破、弓骑袭扰的范畴，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能在百步外持续造成有效杀伤的“雷声”和“弹雨”，往往显得茫然、被动，应对失措。
其三，后勤与军工体系的强化共振。
“制式化”要求标准化生产，这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军工体系的成熟与高效。
“四七式”铳的每一个部件，从铳管长度、口径、膛线、到木托形状、燧发机尺寸，都有严格的“法式”规定。
工部、军器监、格物院组成的联合质检体系，保证了出厂火铳的质量基本一致，零件甚至能在一定范围内互换。
这为前线的维护和零件更换提供了可能，降低了后勤压力。
弹药供给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供应弓弩，主要是箭矢，制造相对简单。
现在供应火铳，是火药、铅弹、定装纸壳。
这涉及到硝石、硫磺、木炭的大规模开采、提纯、运输、混合、颗粒化、定量分装；铅矿的开采、冶炼、铸弹；纸张、油脂的供应。
一条庞大而精细的后勤链条被建立起来。朝廷在内帑的支持下，在主要战区后方设立大型的“火药作”、“铅弹坊”，就近供应前线。
运输火药的车辆、船只都有特殊规定，防火防潮。
前线的“铳兵”开始配备标准的“火药壶”（防潮皮囊或竹筒）、“弹袋”（分装铅弹和定装火药包）。
军工生产与后勤保障的强化，不仅确保了前线铳兵的持续作战能力，更在客观上将国家的战争潜力更深地动员起来。
硝石、硫磺、铅、铁、木材等战略物资的管控和开采力度空前加大，相关行业的工匠、民夫被大量吸纳，形成了一个以军工为核心的庞大产业网络。
这套网络一旦全力开动，其产出和保障能力，是仍处在部落联盟、手工业水平、后勤依赖掠夺的蒙古，以及制度僵化、国力衰颓的金国，都难以比拟的。
其四，心理优势的建立与扩散。
装备的优势，最终会转化为心理的优势。
当边关的宋军士卒，手持能百步外击杀披甲敌骑的火铳，看着曾经凶悍的金兵在弹雨下人仰马翻、狼狈退却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开始在军中滋生。
这种信心，与对将领的信任、对朝廷“北伐”国策的支持、以及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怀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倍增器。
“有了这‘雷公铳’，金狗也没什么可怕！”
类似的言论，开始在边军士卒中流传。
过去面对金军铁骑冲锋时的恐惧和无力感，在火铳的轰鸣声中，被一定程度上驱散了。
虽然他们知道火铳并非万能，装填慢、怕雨淋、有炸膛风险，但在守城、据寨、预设阵地的战斗中，火铳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可以倚仗的杀伤手段。
这种心理优势，甚至开始向军官和中高层将领蔓延。
他们开始更主动地策划一些小型出击，利用火铳的射程优势，打击金军的游骑、哨探和后勤队伍。
虽然规模不大，但胜率明显提高，缴获增加，进一步提振了士气。
而蒙军方面，则对宋军这种“不讲武德”的远程打击越来越忌惮，行动趋于谨慎，小股部队不敢再像过去那样肆意深入宋境。
此消彼长之间，战场主动权在局部开始向宋军倾斜。
最后，技术代差的隐性扩大。
就在蒙古的匠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火药配方和燧发机关时，南宋的军工体系，已经在“制式化”的驱动下，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迭代。
格物院的匠师们并没有躺在“四七式”的功劳簿上。
在确保量产质量和产能的同时，小范围的技术改进从未停止。
例如，他们试验了不同配比的发射药，以寻求更稳定的燃速和更大的推力；改进了铅弹的铸造模具，使弹丸更圆、更标准，提高射击精度；尝试在铳管内刻划简易的直线膛线；甚至开始小批量试制更大口径、可发射霰弹或爆炸弹的“轻型火炮”样机，用于攻坚或防御集群目标。
这些改进，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探索本身，就意味着南宋在火器化的道路上，正加速狂奔，将尚未真正入门、甚至连稳定火药都搞不定的潜在对手，越甩越远。
这种技术上的持续领先和迭代能力，是比一两件先进武器更可怕的优势。
因此，当漠北的斡难河畔还在为仿制一根简陋的铁管而焦头烂额、炸声连连时，南宋的军事机器，已经在新式火铳的催化下，悄然完成了又一次深刻的进化。
这种进化，不仅仅是多了几件犀利的兵器，更是从编制、战术、后勤、士气到技术储备的全方位提升。
宋军的优势，不再局限于“有”和“无”的区别，而是已经深入到“如何用”、“怎么用得好”、“如何持续地用”的体系层面。
一种基于火器与冷兵器结合、强调远程火力与纪律配合的新战争形态的雏形，正在长江两岸、淮河前线的军营和战场上，被一点点塑造出来。
而他们的对手蒙古，对此的认知，还远远落后于现实。
这种认知上的滞后，与实力上的差距相互叠加，使得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决定国运的大变局中，悄然握住了更重的筹码。优势，正在从“明显”，变得“更加明显”，并且还在不断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