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港岛维多利亚港的海风裹着咸腥味，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把桌上的报纸掀得哗哗作响。
王强伸手按住报纸，目光落在头版头条上——
《警务处前总华探长雷洛涉贪被捕，廉政公署正式立案调查》
配图是雷洛被带出半山豪宅的照片。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是脸上再没有了往日的从容。闪光灯把他的脸照得惨白，眼底的血丝清晰可见。
王强看了很久，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
楼下传来白玲的声音：“王强，客人到了。”
他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窗外。
维多利亚港的阳光下，一艘白色的渡轮正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站着许多人，有西装革履的商人，有拎着菜篮的主妇，有背着书包的学生。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那种长久压抑后终于可以自由呼吸的舒展。
王强下了楼。
福康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阿彪、阿明、老马、铁头——福康安保的老兄弟，一个不少。
码头阿华带着几个工友代表，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挤在柜台边的长凳上。
六叔拄着拐杖坐在最靠里的位置，身边是城寨的几个老街坊。老人的眼睛比三个月前更亮了，像是把一辈子的精气神都攒到了这时候。
鼎爷、陈九、码头辉——和盛和的几个元老坐在另一侧。陈九的伤还没好利索，胸口缠着绷带，但脸上带着笑。
阿勇和他的十七个老兵坐在靠门的位置。他们穿着清一色的灰布唐装，背脊挺得笔直，像十七棵种在港岛土地上的老树。
刘督察——现在应该叫刘警司了——穿着崭新的警服，坐在角落里。雷洛倒台后，他被调回港岛，升任新界警署署长。今天他特意请了假。
还有很多人。
深水埗棚户区的老陈，带着他那个考上中学的女儿。
杨倩儿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穿着那件藕荷色的连衣裙。陈文远最终没有回来，但杨倩儿留在了港岛，在深水埗那间被砸过的幼儿园里继续教书。
人群里还有几张外国面孔。那个姓罗斯柴尔德的老人没有来，但他的秘书来了，就站在门口，向王强微微颔首。
白玲站在王强身边，看着这一屋子的人，眼眶有些发热。
她想起一年前，福康安保刚刚成立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屋子人。那时候大家眼里都是期待，但也都是忐忑——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坎。
现在他们知道了。
这条路，走对了。
“王老板。”六叔第一个开口，声音还是那么沙哑，“你今天把我们叫来，是有什么事要说？”
王强笑了笑。
“不是什么大事。”他说，“就是想请大家喝杯茶。”
阿彪愣了一下：“就喝茶？”
“就喝茶。”王强说，“雷洛倒了，肥波的账本交上去了，新界那十七个兄弟无罪释放了，码头工人的规费降回正常水平了。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他顿了顿。
“剩下的事，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阿华站起来：“强哥，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带我们干了？”
王强摇摇头。
“不是不带你们干。”他说，“是你们不需要我带了。”
他走到阿华面前。
“码头的工友，现在知道怎么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城寨的街坊，现在知道怎么互相照应。新界的老兵，现在知道怎么为自己发声。你们已经会走路了，还要我这个拐杖干什么？”
阿华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六叔拄着拐杖站起来。
“王老板，你的意思我懂了。”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你是说，从今往后，港岛的事，得我们港岛人自己来办。”
王强点点头。
“六叔说得对。”
他转过身，看着这一屋子的人。
“我来港岛的时候，老领导跟我说，去那里不是要你逞英雄，是要你埋下种子。种子埋下去，总有一天会发芽。”
他笑了。
“现在，种子发芽了。”
屋里静了几秒。
然后阿彪第一个站起来。
“强哥，我不管你什么种子不种子。”他的眼眶红红的，“我就知道，是你把我从九龙城寨那个烂泥坑里拉出来的。你要走，我送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接你。”
阿明跟着站起来。
“强哥，我也是。”
老马、铁头、阿华、阿勇、陈九——一个接一个站起来。
杨倩儿站起来，向王强深深鞠了一躬。
六叔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到王强面前。
“王老板。”他握住王强的手，那只手枯瘦却有力，“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来，太多人走。你是唯一一个，走了还会让人记得的。”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王强手里。
那是一块木牌，巴掌大小，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
“这是城寨三千七百户人家，一家一户签的名。”六叔说，“他们让我告诉你，福康堂的灯，什么时候亮，城寨的人都记得。”
王强低头看着那块木牌，喉结滚动了一下。
白玲走过来，轻轻握住他的手。
鼎爷站起身，叼着那根永远不点燃的雪茄。
“王老板，和盛和这边，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他说，“但这枚令牌，你拿着。不是让你调人，是让你知道，港岛有一帮老家伙，永远记着你的情。”
他把那枚铜制的和盛和龙头令放在桌上。
王强没有推辞。
他拿起令牌，看了看，又放下。
“鼎爷，这东西我收下了。”他说，“但不是我一个人收下的。是替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收下的。”
他看向窗外。
午后的阳光正好，把福康堂的招牌照得闪闪发光。
“福康堂这间铺子，我还会留着。”他说，“白玲会常回来看看。我以后每年也会来几次。但平常的日子，这间铺子就交给你们了。”
他看着阿彪。
“阿彪，你跟我最久。福康堂的钥匙，你拿一把。”
阿彪愣住了。
“强哥……”
“别叫我强哥了。”王强拍拍他的肩，“以后，你是彪哥。”
他又看向阿华。
“码头那边，工人们的事，你多上心。遇到难处，找阿彪，找六叔，找鼎爷。港岛就这么大，大家都是邻居。”
阿华用力点头。
王强走到阿勇面前。
“新界那十七个老兵，替我照顾好。他们是港岛的根，扎得最深，也最苦。”
阿勇敬了个军礼。
“是。”
王强笑了。
“不是上下级，是兄弟。”
阿勇的眼眶红了。
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走进来一个穿灰布唐装的老人。
王强眯起眼睛，认出了他。
是德叔。
那个四十年前港岛码头区说一不二的人物，那个金盆洗手后在米铺里度过余生的老人。
“德叔？”鼎爷惊讶地站起来，“您怎么来了？”
德叔摆摆手，径直走到王强面前。
他打量了王强很久，然后笑了。
“王老板，我听说你要走。”
王强点点头。
“好。”德叔说，“走得好。”
他顿了顿。
“四十年前，我也走过。从码头区那个烂摊子里走出来，以为一辈子就那样了。后来发现，走不走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走的时候，有人记着你。”
他看着满屋子的人。
“现在，满屋子的人都记着你。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王强没有说话。
他只是向德叔深深鞠了一躬。
德叔扶起他。
“王老板，你不是港岛人，但你让港岛人学会了做自己的主人。”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份情，港岛记下了。”
屋里静得只剩下呼吸声。
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深沉。
王强抬起头，看向窗外。
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阳光碎成千万片金箔，随着波浪轻轻起伏。一艘白色的渡轮正缓缓驶向远方，甲板上站满了人。
他忽然想起一年前，第一次站在中环码头看海的时候。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粒沙。
现在他知道，每一粒沙，都可以是一座山。
“白玲。”他轻声说。
“嗯。”
“我们该走了。”
白玲点点头，从柜台后取出两个早已收拾好的包袱。
屋里的人自动让开一条路。
王强走到门口，停下脚步。
他回过头，看着这一屋子的人。
阿彪、阿明、老马、铁头、阿华、六叔、鼎爷、陈九、阿勇、杨倩儿、德叔……
每一张脸，他都记得。
每一个名字，他都刻在心里。
“保重。”
他只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转身，走进午后的阳光里。
白玲跟在他身后，脚步轻快。
福康堂门口，那条老街还是老样子。茶餐厅的霓虹灯牌一闪一闪，报摊老板在整理当天的晚报，几个老街坊坐在榕树下下棋。
一切都和一年前一样。
一切都不一样了。
王强走到巷口，停下脚步。
他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福康堂的招牌。
那块木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上面刻着三个字——
福康堂。
不是他的福康堂了。
是港岛的福康堂。
他笑了笑，转身走进人群。
白玲挽着他的胳膊，轻声问：“以后，真的每年都回来？”
“每年都回来。”王强说，“这里还有这么多朋友，不回来看看，怎么行？”
“那……什么时候再开一间福康安保？”
王强摇摇头。
“不开安保公司了。”他说，“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剩下的，让他们自己长吧。”
白玲靠在他肩上，没有再问。
两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向码头。
阳光很好，海风很轻。
远处，那艘白色的渡轮正在鸣笛。
尾声
一九七八年，港岛地铁动工。
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港岛回归祖国。
那一年，福康堂的招牌换了一块新的，但“福康堂”三个字还是老样子。阿彪站在门口，看着电视里升旗仪式的直播，眼眶湿了。
他不知道王强现在在哪里。
但他知道，不管在哪里，那个姓王的大陆人，一定也在看着这一幕。
码头上，阿华已经老了，头发全白了。但他还每天去码头转转，看看工人们有没有被欺负。
城寨早已拆除，变成了一片现代化的住宅区。六叔九十三岁那年走的，走之前还念叨着“王老板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新界的老兵们，一个个都走了。阿勇把他们的骨灰埋在新界的山坡上，面朝大海。
杨倩儿终生未嫁，一直在深水埗那间幼儿园教书。她教过的孩子，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警察。
鼎爷八十七岁那年走的。走之前，他把那枚和盛和的龙头令交给了阿彪，说：“这东西，等王老板下次回来，还给他。”
可是王强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人说他在东南亚做生意，有人说他回了大陆老家，还有人说他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过着隐居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消息。
但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康堂都会有人来。
有时是阿彪，有时是阿华，有时是杨倩儿，有时是那些当年受过帮助的人的后代。
他们什么都不说，只是在那块刻满名字的木牌前站一会儿，然后离开。
那块木牌，六叔当年亲手交给王强的木牌，一直挂在福康堂的墙上。
三千七百个名字，密密麻麻，像三千七百颗星星。
港岛的夜，从此不再黑。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