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义继续往前走，他先去了正明斋饽饽铺，买了三斤萨其马、两斤茯苓饼。
路过信远斋，又进去买了五包酸梅汤料和两罐秋梨膏。拿回去给大家伙儿都尝尝。
章宗义在琉璃厂逛了半个时辰，最后相中一方和田青玉的太平有象镇纸。
一只敦实的大象稳稳站着，背上搭着锦毯，毯子上浮雕着“太平有象”四个篆字。
这玉摸着温润，雕工简洁大气，大象的线条也顺溜，尤其是那象鼻自然卷曲的样子，一看就是高手匠人的活儿。
他打算放在自己书房里。每当伏案劳神时，目光落在那方镇纸上，
完了又给师父挑了套白铜水烟袋。
他们渭北那边儿，抽水烟的比抽旱烟的多。
烟杆细长，烟壶上錾刻着精细的山水画儿，还配了个小小的红木烟丝盒。
师父闲了就爱抽两口，这套京城出的白铜家伙，可比他现在用的黄铜的精致多了。
从琉璃厂出来，天都快晌午了。
章宗义在路边摊上吃了碗卤煮火烧，感觉味儿不对，比后世的难吃。
路过一家专卖景泰蓝的铺子，他被门口摆着的一对小花瓶吸引住了。
花瓶也就一巴掌高，宝蓝底子上掐着金丝，花纹是缠枝莲，在秋日太阳底下闪着温润的光。
这种小玩意儿在后世算工艺品，这会儿也就是个普通摆设。
他花了十块银元买下两对，带回去，摆着玩或者送人都行。
在廊坊二条一家不起眼的古玩铺里，他瞧见一个明代民窑的青花小罐。
罐子拳头大小，釉色温润，上面随意地画着几笔水草游鱼，笔法挺洒脱自然，罐口有道小冲线（裂纹），但不碍事。
掌柜的只当它是普通民窑老物件，开价两块银元。
章宗义心里明白，这么随意生动的明代民窑画工，后世可稀罕了，但眼下，它就只是一件“有点年头的日用瓷器”。
他爽快地付了钱。
太阳快落山时，章宗义回到了悦来客栈。
这次京津之行算是画上句号了，明天一大早，走人。
就在章宗义还在路上辛苦赶路的时候，陕西三秦大地上，发生了一件要记入史册的大事。
甲午战争后，列强靠着《马关条约》拿到了在华筑路的权利，铁路成了帝国主义往内陆渗透、控制资源的核心工具。
像俄国的中东铁路、德国的胶济铁路，都是这么扩张的。
不过，清廷里也有些开明的官员，意识到铁路关系到国家命脉，把它看作是搞经济、促商业、管行政、保军防、移民实边的关键，极力主张自己修铁路。
但资金和技术严重依赖外国，埋下了路权被外人控制的隐患；更糟的是贪腐严重，官员们互相扯皮，导致筑路进展非常缓慢。
陕西巡抚衙门的后堂
陕西巡抚曹鸿勋坐在主位，正在给几个和铁路修建有关的官员商议筹备事宜。
年初的时候，陕西就给北京清廷上奏折，请求筹办“西潼铁路”（从西安到潼关）；还计划将来延伸到甘肃兰州（陇海铁路的陕甘段的雏形）。
北京清廷一边命令邮传部（交通主管衙门）和管铁路的大臣审核，另一边也下令陕西巡抚这边拿出筹钱的章程，筹备相应的资金。
今天的专题会议，就是商议铁路的筹资事宜。
在座的官员，七嘴八舌的发完言。
曹鸿勋咳嗽了一声，目光扫过众人，缓缓道：
“朝廷既然允准筹办西潼铁路，我等自当竭尽全力，早定章程，以慰圣心。
然经费浩繁，户部拨款无着，洋商借款又多盘剥，若全赖官府之力，恐十年难成一里。
各位提出的，资金筹措方法总结有三，一是当效沿海之法，设立“西潼铁路公司”广招商股，集民间之资。
二是加收盐捐以补路款，三参照田亩粮税加收铁路捐。先按照这个制定筹款章程吧。”
曹鸿勋话音落下，堂内官员纷纷颔首称是。
连续两年的旱灾，加上今年正月，陕西渭北碰上了罕见的霜冻，冬小麦大幅减产；
夏天又连着大旱，秋庄稼根本没法种，就算种了也难有收成。
这片土地更贫瘠了，但更沉重的阴影压在每个农户心头——官府马上就要开征的“铁路捐”。
在七月底，陕西巡抚的一纸公文下发到了同州府衙门。
公文上说得冠冕堂皇：“西潼铁路，利国便民，需款孔亟……着各州县按亩加捐，随粮征收，不得延误。”
这所谓的“路捐”，就是省城官员士绅们为修建西潼铁路，而议定的新税项。
名义上是给修西安到潼关的铁路筹钱，实际上相当一部分落到了个人兜里，收路捐成了各级官吏捞钱的新门路。
八月二十日，在同州府附郭大荔县的县衙二堂里，知县李体仁正和钱粮师爷田文镜核算征收的数额。
“照省里的章程，每亩加收四十铜元。”田文镜拨着算盘说，
“可咱们县的田亩册子太旧了，实际耕地比册子上记得多得多。要是按实际亩数收，多的又是新开垦地，今年基本没什么收成。”
李体仁摆手打断他：“就按实亩征收！熟地多点，生地也得收，可以少定点。铁路是朝廷新政的要务，哪容得瞻前顾后？”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魄力”，点燃了渭北平原积蓄已久的怒火。
九月初，第一场秋雨终于落下，稀稀拉拉地打在枯黄的秋庄稼上。
渭北的秋庄稼主要是豆类（黄豆、青豆、扁豆、红小豆等）、糜子、谷子这些。
渭北各县陆续开镰收割，但农民脸上一点丰收的喜悦都没有。
在大荔县的上寨村，佃农王兴财蹲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收成还不到往年的七成，眉头紧锁。
他粗糙的手指划过谷堆，心里盘算着：交了地主的租子，剩下的粮食也不够全家吃到年底，还得想些补充的法子。
可今年又加了这个“路捐”……
“王哥，听说了没？”邻居王官定急匆匆走进院子，“里正刚才传话，每亩地要交五十铜元的路捐，十天内收齐！”
“五十铜元？不是说四十吗？”王兴财惊得猛地站起来。
“官府说还要加收‘秤耗’、‘脚钱’！”王官定愤愤不平，
“我算过了，我家十二亩地，得交近六块多银元。把刚打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
类似的对话，在渭北无数个村庄重复着。
官府的催征牌票已经发到各庄，保长庄头带着差役们拿着铁尺、锁链，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催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