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设在阿尔巴塞特格兰酒店旁边的空地上。
格兰酒店是阿尔巴塞特市里最高、最大、最像样的建筑。它是一栋五层的、浅黄色的、带着拱廊和铁艺阳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
正面的门廊是拱形的，门廊上方是一个半圆形的、用彩色玻璃拼成的玫瑰窗，窗的图案是一个五角星，不是军徽上的那种五角星，而是共和国的象征。
酒店的楼顶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旗杆上挂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红黄紫三色旗，在午后的微风中懒洋洋地飘着，像一条被晒得发蔫的、没有力气的舌头。
酒店旁边的空地是一片大约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是一块被压实了的巨大泥板的地面。地面上有几道深深的车辙，是卡车轮胎反复碾压后留下的，车辙的边缘被晒成了土黄色，底部是深褐色的，像两条干涸了的河床。
国际纵队的大本营就设在格兰酒店里。那些穿军装的、戴军衔的、来来往往像是有忙不完的事情的人，进出的是酒店的正门。而他们这些刚到的新兵，被领到了酒店旁边的那片空地上，被分到那些破旧的帐篷里。
“营地”的条件极其简陋。
那些帐篷不是军队配发的、统一的、帆布质地、支架是铁管的制式帐篷。它们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用军绿色的帆布搭的，有的是用土黄色的防水布搭的，有的是用不知道从哪里拆下来的、还带着窗户轮廓的、一看就是旧货的、打了不知道多少个补丁的破布拼起来的。
帐篷里的地面铺着长长的木板通铺。那些木板是用粗糙的、没有刨平的、还带着树皮的木板拼成的，板与板之间有半指宽到一指宽的缝隙，透过那些缝隙能看到下面的黄土。
木板下面用砖头垫着，垫得不太稳，人一躺上去，整排木板就会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像是快要散架的声响。
通铺是挨挨挤挤的，一张紧挨着一张，中间只隔着一块木板的宽度。一个人翻身，整排通铺上的人都能感觉到那种通过木板传导过来的震动。两个人同时在翻身，那震动就会像是有人在木板底下用拳头在捶。
王汉彰和十几个人被分配到一个帐篷之中。
那个帐篷不算太大，大约有四五米长、三米宽，里面沿着两条长边的墙搭着两排木板通铺，中间留下一条不到一米宽的过道。过道的地面上铺着一层碎石子，碎石子被踩进黄土里，和干燥的土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灰褐色的、硬邦邦的、踩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的混合物。
王汉彰的运气不错，在帐篷的最里面分配到一个床位。那是整排通铺的末端，靠近帐篷的后壁。后壁的帆布已经裂开了一道口子，口子不大，大约有手指那么宽，从裂缝里能透进来外面的光和风。虽然说到了晚上会很冷，但最起码不用挤在人群中间，闻他们身上的狐臭味和臭脚丫子味。
一个自称是军需官的人给帐篷里的人送来了被褥。那些被褥是用粗布缝的，布的颜色是灰白色的，不是新的——有些被子的角上打了补丁，补丁的线缝得歪歪扭扭的。被子的填充物不是棉花，而是一种王汉彰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可能是旧衣服剪成的碎布，可能是用过的棉絮重新弹过之后又塞进去的，也可能是干草和碎布的混合物。
有几个刚拿到被褥的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厌恶表情。一个法国人，王汉彰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皮埃尔，是一个从巴黎来的印刷工人，用两根手指捏着被角，像拎着一只死老鼠一样把它从自己的铺位上拎起来，丢到了过道里。他用带着浓重巴黎口音的法语说了一句：“这比我家狗睡的垫子还脏。”
其他人也跟着抱怨起来。有人说“这上面有跳蚤”，有人说“这被子是湿的”，有人说“我不盖这种东西”，有人直接把被子推到了军需官面前，意思是“你拿回去”。
军需官冷冷的看了这些人一眼，那目光就像在看一群牲口。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帐篷。
王汉彰拿了一套被褥，铺在了自己的铺位上。其他人见状，也只能捏着鼻子捡了床被子，收拾了起来。
简单的收拾好各自的行李，帐篷里面的人开始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王汉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背靠着帐篷的后壁。他把腿伸直，脚踝交叠在一起，双手放在大腿上，身体微微向后仰。他的眼睛半闭着，像是在打瞌睡，但他的耳朵是张开的，张得比任何时候都大。
他在听。
听那些人说话，听他们用各种语言、各种口音、各种速度、各种音量的声音，讲着他们的来处、他们的理由、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恐惧。
那十几个人里，有四个人来自法国。除了四个法国人，还有来自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志愿者。五个美国人和两个加拿大人是帐篷里声音最大的。
那个叫卡帕的美国小伙子，是王汉彰记住的第一个名字。他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脸是圆的，红润的，没有胡子，嘴唇上只有一层薄薄的、浅棕色的绒毛。手里面时刻摆弄着一台照相机。
帐篷里的众人热情地讨论了半天，最终把目光落在了一直没有说话的王汉彰身上。
“雅克，”卡帕用英语说，他的英语带着美国中西部的那种平直的、没有太多起伏的、每一个元音都被拉得很长的调子，“你为什么来西班牙？”
帐篷里安静了。不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紧张的安静，而是一种更自然的、像是在等待一个答案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交谈的安静。
王汉彰没有马上回答。不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想答案，而是因为他需要让那个答案从他的嘴里出来的时候，不像是在背一段被什么人教过的话。
“我不想让法西斯踏遍欧洲，”王汉彰说，他的语速不快不慢，每一个单词之间的间隔几乎是一样的，像是在用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量，“更不想让法西斯踏遍全世界。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祖国正在被日本法西斯蹂躏……”
他停了一下。那一下不是紧张，不是忘词，而是他在这套说辞被肖恩教给他的时候，肖恩特意提醒过他的“你说完第一句之后，要停一下。停一下，不是在等掌声，不是在等反应。停一下，是让你的第二句话更有分量。”
“这不仅仅是西班牙人的战争，”王汉彰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低到帐篷里的人需要微微侧耳才能听清，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钉进了空气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争。”
他说完“我们所有人的战争”这七个字的时候，目光从卡帕的脸上移开，在帐篷里扫了一圈。他的目光不是那种演讲者在寻找眼神接触的、刻意而为的扫视，而是一种更自然的、像是一个人在确认自己说的话被听进去了的、诚恳的、不需要表演的扫视。
帐篷里安静了大约半秒钟。然后卡帕笑了。
那笑容不是礼貌性的、社交性的回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的被什么东西打动了、或者至少是觉得“这人不讨厌”的那种真诚的、不加掩饰的笑。
卡帕的嘴角向上弯了起来，弯到露出上排的牙齿。他使劲的拍了拍，然后他站起来，转过身，对着帐篷里其他的人，用他那带着中西部口音的英语说：“是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争！”
帐篷里的气氛在那个瞬间变了。有人点了点头，有人笑了笑，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烟，抽出一支，隔着过道朝王汉彰递了过来。
王汉彰接了，叼在嘴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那支烟，又用自己打火机的火苗帮递烟的人点燃了他自己嘴里叼着的那支。两个人的打火机同时发出“咔哒”的一声，两个火苗在帐篷的阴影里亮了两下，像两只在黑暗中交会的、发了光的、小小的萤火虫。
一个法国人从他的行李袋里拿出了一瓶红酒。那瓶酒是波尔多的，酒标是淡黄色的，上面印着一个城堡的轮廓和一排法文小字。
“为了庆祝我们到达西班牙，”那个法国人把酒瓶举过头顶，让帐篷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那瓶酒的酒标他用他那软绵绵的、带着南方阳光温暖的、像是在唱歌一样的法语说，“同时也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战争，我们至少应该喝上一杯。”
没有酒杯，酒瓶在十几个人的手中来回传递着。有人开始唱歌，那首歌的旋律是忧伤的，王汉彰一个字也听不懂，但那个旋律不需要翻译。
王汉彰闭着眼睛，听着那首歌。脑海中回忆着今天的所见所闻。外面的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他来到西班牙的第一天，就在这种毫无秩序的混乱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