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5月16日，广州西关，逢源西街尾。
此处是广州城厢烟火气最盛的市井旺地之一，而在这一天，一座临街的张家宅院却透出与往日不同的气象。院门敞开，两间铺面已被改造得窗明几净，院内新搭的彩棚下，悬挂着“育贤女学开学志庆”的鲜红绸缎，在岭南温润的晨光中显得格外夺目。这里，即将举行一场石破天惊的典礼——由年仅二十三岁、刚从夏葛女医学堂毕业的女西医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女学”正式开班。首批三十名年龄不一的女生，即将走入课堂，这不仅是广州，更是岭南大地由本土士绅民众自发创办的第一所女学，标志着女性教育权柄从“教会主导”真正转向“本土自主”的历史性开端。
清晨，锣鼓声由远及近，打破了街巷的宁静。一代洪拳宗师黄飞鸿身着藏青长袍，神情庄重而欣慰，亲自率领宝芝林的醒狮队而来。六名精干弟子手持威猛的狮头，锣鼓开道，气势非凡。好奇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巷子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亲眼目睹这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女学开学”。
台阶之上，创办人张竹君卓然而立。她未着传统裙钗，而是穿着一身素雅而干练的月白立领衫裙，这是新式女学生的装束，也是她志在革新的无声宣言。身旁站着的是她的挚友与坚定支持者徐佩萱（即后来的革命家徐宗汉，黄兴之妻）。两位年轻女子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信号。
“竹君贤妹创办女学，开广州风气之先！宝芝林上下凑了些心意，略表祝贺，望学校人才辈出，为国育贤！”黄飞鸿抱拳拱手，声若洪钟。话音甫落，锣鼓节奏骤然激昂，金睛醒狮应声舞动，矫健腾挪，在人群的阵阵喝彩中，最终一跃而上台阶，狮口一张，衔下“育贤兴学”的贺联红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狮舞既毕，进入更实在的环节。张竹君与徐佩萱引导着那三十名神情中带着羞涩、好奇与渴望的女学生列队上前。黄飞鸿则代表未曾露面的资助人王月生，将一批珍贵的捐赠物资郑重交接。打开木箱，里面是码放整齐的《女子修身课本》《算术启蒙》《生理卫生图解》等崭新图书，更有算盘、缝纫机零件、乃至医用镊子等前所未见的教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明确用于“勤工俭学”的工具：刺绣绷架、织袜模具，乃至十台缝纫机和五套完整的医用器械。黄飞鸿拿起一把闪亮的医用镊子，对学生们，也是对在场所有围观者朗声道：“王先生说了，这些是给女学生勤工俭学的工具。学了本事，能自己挣钱，比等嫁妆实在！”
此言一出，人群中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有惊诧，有不解，但也有不少赞许的目光。
张竹君趁热打铁，她捧起一本《女子算术》，目光扫过台下稚嫩而认真的面孔，以及她们身后神情复杂的家长，声音清越而坚定：
“今日育贤开学，不为教女子‘三从四德’的旧学问！我们要教的，是算账、识字、懂医术——女子能自立，方能为女、为母、为社会之健全人格！”
没有迂腐的空谈，只有切实的路径。这番话如一块巨石投入沉寂的湖面，台下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许多家长的眼眶湿润了，他们或许不完全懂“女权”“平等”的大道理，但他们听懂了“自立”与“本事”对女儿未来意味着什么。
张竹君此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独特经历与时代浪潮碰撞的必然。
她出身广州官宦富商之家，祖父张达才是知名茶商，父亲张世蒸乃三品京官，精通数学，母亲亦是开明知性的老师。自幼饱读诗书，却不幸在八岁时罹患怪病，半身瘫痪。家人遍请中医束手无策后，最终将她送入当时尚被多数国人排斥的西医院——博济医院。在那里，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的妙手使她得以痊愈。这次经历，不仅让她重获健康，更在她心中埋下了西医的种子。
从此，她立志学医，书房成了她最痴迷的天地。长大后，她毅然找到嘉约翰，跪求收录。尽管嘉约翰欣赏其勇气，但当时医校从不收女学生。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孙中山——嘉约翰最器重的学生之一的劝说下。孙中山以女性疾病由女医生诊治更为便宜为由，极力斡旋，最终促成嘉约翰破例。1897年，张竹君成为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第一位女学生，亦是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学生。
1899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她进入以妇产科见长的柔济医院实习，更深切地体会到女性在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困厄。她曾与富商子弟卢少岐订婚并支持其留日，但最终因卢家人无法接受她“抛头露面”的行医事业而解除婚约。此事并未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清醒：女性若不能经济与精神独立，终将受制于人。
行医愈久，她愈发明了，仅医治身体的病痛远远不够，必须破除女性心中的枷锁。于是，创办一所传授新知、技能，旨在培养独立女性的学校，成了她必然的使命。在徐佩萱等志同道合者的鼎力相助下，育贤女学应运而生，这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女学堂章程早了整整六年，堪称“全粤女学之先声”。
招生专收8至18岁女生，不限基督徒，直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俗。
课程以国文、算术、地理、天文为基础；缝纫、编织、卫生常识为技能；尤以张竹君亲授的西医常识与人体卫生为特色，开创广东女校“理科教育”先河。
经费依靠学费、徐佩萱变卖嫁妆所得及街坊富太太捐助，并实行“学费减免”，允许贫寒女子半工半读。
创刊不久的《岭海报》连续报道，胡汉民、谢英伯等进步人士撰文盛赞其为“女界独立之先声”。两广总督陶模亦默许其存在，只批示“勿涉邪说”而未加取缔，客观上为后续广州女学浪潮打开了缺口。
尽管外界“离经叛道”、“不自量力”的指责声不绝于耳，但张竹君凭借其高超医术积累的人望与人格魅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病患和开明士绅的支持。育贤女学如同一粒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它不仅培养出广东第一批本土女教师，形成“女学传女学”的连锁效应，更成为张竹君日后组织战地救护队（被誉为“中国南丁格尔”）、践行“教育即解放”理念的起点。
正如张竹君晚年回忆：“那天黄师傅的醒狮在院子里跳，学生们捧着书本笑——我知道，中国女子的春天，从育贤女学的门槛开始了。若再活一次，仍愿为女医生办女学救中国。”
这所藏在西关巷弄深处的女学，最终成长为岭南女性解放的“第一粒种子”。
当黄飞鸿的醒狮在逢源西街为育贤女学的未来欢腾跳跃时，与此地相距不远的珠江畔，另一场关乎这座城市现代化脉搏的仪式——粤垣电灯公司（后世所称“五仙门电厂”）的开工典礼，也正在举行。王月生缺席了女学的开幕，正是因为他身处这个看似更宏大、更“进步”的场合。然而，这里没有纯粹的欢庆，空气中弥漫的，除了河风的咸湿、新翻泥土的腥气与机器润滑油的金属味，更交织着雪茄、茶香以及无形却浓烈的利益算计。这场仪式，表面上是为广州将成为继上海、香港之后中国第三座拥有现代电灯的城市而庆贺，暗地里，却是一场外资主导、买办附和与本土技术理想受挫的尖锐碰撞。
五仙门，自明清以来便是广州对外通商的重要水陆码头。此时的长堤尚未完全筑就，岸线略显杂乱，停泊着几艘冒着黑烟的小火轮，远处十三行的旧日繁华依稀可见。仪式现场临时搭起了一座竹木主席台，悬挂着“粤垣电灯公司开工志庆”的鲜红横幅。台下数十张藤椅上，坐着衣冠楚楚的中外宾客，外围则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和码头工人。
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旁那座精致的一比五十电厂模型。钢筋混凝土的框架、工型钢柱支撑的结构清晰可见，尤其是南立面那条长达六十三点六米的微缩骑楼长廊，檐角甚至还挂上了小小的灯笼——这是设计师，澳大利亚建筑师亚瑟·威廉·帕内特意要求的“中西合璧”点缀，试图让这工业庞然大物更容易被本地审美接受。
宾客阵容泾渭分明。前排是核心人物：英商旗昌洋行Swires的驻广州大班威廉·罗素，以及几位主要的华人买办家族代表。后排则是外籍工程师、粤海关官员以及一些被邀请来装点门面的地方士绅。
威廉·罗素：五十余岁，红脸膛，蓄着浓密的络腮胡，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西装，金表链在马甲前熠熠生辉。他操着一口带着伦敦腔却还算流利的粤语，与身边的买办们谈笑风生，是今天实际上的“东道主”。旗昌洋行，这家19世纪在华最具影响力的英资洋行，通过航运、保险与进出口积累了大量资本，如今正将触角伸向更具垄断潜力的公用事业。
卢华绍（卢九）年近花甲，澳门籍买办巨头，凭借协助澳葡政府管理鸦片专卖起家，后将其商业网络拓展至广州，与旗昌洋行关系密切。他身着酱色暗纹绸缎长袍，头戴瓜皮帽，神态圆融，身边跟着年仅二十二岁、已开始接触家族生意的儿子卢廉若。卢九的角色，是协调本地势力与洋行利益，是仪式中“调和中外”的关键枢纽。
其他买办势力如陈芳家族的陈席儒（怡和洋行买办）代表家族到场，关注电厂未来与澳门的潜在电力供应联动；太古洋行买办莫藻泉的族弟莫应溎，则更着眼于电厂建成后对长堤商业区带来的“照明红利”与地产升值。
仪式在罗素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中开始。“诸位先生们！”他高举酒杯，声音洪亮，“眼前这座电厂，将是东方智慧与西方工程技术一次完美的融合！”他指向模型，不无自豪地介绍，“帕内先生设计的钢筋混凝土框架，足以抵御珠江口十年一遇的台风！这工型钢柱支撑的骑楼长廊，既实用美观，又能为行人遮风避雨——将来长堤的商户们，再也不用担心煤油灯在风雨中熄灭了！”
卢九立刻笑着附和：“罗素先生所言极是！鄙人前日带了几位米行朋友来看，个个都夸这建筑‘比西关大屋还坚固牢靠’。更妙的是，发电机房设在江边，运煤的船只可以直接靠岸卸货，不知能省去多少搬运的脚力钱！”
陈席儒也适时补充，带着商人特有的精明：“南面这骑楼长廊，将来可是挂招牌的好地方！我在澳门的几家铺子，都想着来广州设分号，这长廊不就是现成的广告位么？”一番话引来在场商贾们的会心哄笑，场面显得愈发融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