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报表，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一条条滚动着高新园区各企业的用工情况。博士级工程师占比0.68%，硕士以上技术岗不足12%，而同期国内同类园区平均值分别是2.3%和35%。他把表格放大，拉到最底部，三家企业连续两周的设备停机记录被标红：不是机器坏了，是没人会调。
周长利推门进来时，手里拿着平板，眉头拧成个疙瘩。“刚接到消息，北欧那边愿意派两名工程师来实地交流，但有个前提——咱们得有对等水平的技术团队参与联合调试。”
“对等？”丁义珍抬眼，“他们知道我们现在什么状况？”
“林耀东已经解释过了，但他们坚持。”周长利坐下来，“人家说，技术交接不是上课，不能对着空气讲。”
丁义珍没说话，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写下“芯片封装线”五个字，然后画了个叉。“上周试产失败，问题出在哪？”
“校准参数不对。”周长利翻了下记录，“操作员按手册流程走了一遍，结果良率只有31%。后来远程请教德国专家，改了三组动态补偿值才勉强提到50%。”
“那为什么我们的人不能自己调？”
“没人懂底层算法。”周长利苦笑，“厂里最资深的工艺工程师，之前在家电厂干过十年电机装配。”
丁义珍盯着白板，忽然问：“现在园区有多少岗位招不到人？”
“核心岗位缺口两百多个。”周长利点开附件，“光模块设计、高速信号仿真、晶圆级封装……全是卡脖子环节。猎头公司报上来的简历，八成连项目书都看不懂。”
林耀东这时候走进来，顺手带上门。“我刚从实验室回来。新到的那台AFm设备，开了三天还没运行起来。厂家培训视频看了五遍，现场没人敢上手接样。”
“花了八百万买的‘傻瓜机’？”丁义珍冷笑。
“不傻。”林耀东摇头，“说明书三百页，一半是数学推导。咱们的操作员学历够，但没受过系统训练，看到偏微分方程直接懵了。”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丁义珍转身坐下，重新打开人才结构分析图。“这么说，就算北欧那边真把技术送上门，我们也接不住？”
“接得住皮毛，吃不透内核。”林耀东说得直白，“人家讲原理，我们听故事；人家谈迭代，我们问基础。时间一长，合作就变成单方面输出，最后还得靠他们驻场撑着。”
丁义珍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我记得去年招了一批应届生，清北复交的都有，怎么到现在还是没人能顶上来？”
“来了三十多个，半年内走了二十。”周长利叹气，“待遇其实不低，但配套跟不上。住的是临时宿舍，孩子上学没着落，看病得跑市里三甲。人家父母一打听，觉得不如回长三角大厂踏实。”
“所以不是不想留，是留不下。”丁义珍慢慢坐直，“咱们搞了这么多政策，土地批得快，税收减得多，可就没好好算过——人到底凭什么在这儿扎根？”
林耀东接话：“我让银行人事部做过一次调研。高端人才最关心的前三项：一是配偶工作安排，二是子女入学通道，三是医疗绿色通道。咱们目前哪条都没打通。”
“协和那边能协调吗？”丁义珍问。
“可以，但得有个名目。”林耀东说，“直接走特批容易惹争议，得包装成‘重点产业人才保障计划’这类正式项目。”
丁义珍沉默片刻，突然笑了声：“有意思。咱们费劲巴力地找技术、谈合作，结果卡住我们的不是封锁，是没人。”
“比封锁还狠。”周长利点头，“封锁还能咬牙冲，没人就是自己把自己困死。”
“那就得换个打法。”丁义珍站起身，走到窗边。园区的灯还亮着，几栋研发楼的窗户透出零星光亮。“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采购，可脑子长在别人头上。今天请来一个专家，明天他一走，东西还是不在我们手里。”
他转过身，语气变了：“我们要建的不是一条生产线，是一个生态。没有人才池，再好的池子也是干的。”
林耀东问：“你是想动政策？”
“不动不行。”丁义珍回到桌前，打开新文档，“现有的人才政策太散，补贴发了一堆，真正卡脖子的问题没解决。比如落户，走常规流程要两年，可人家企业三个月就要投产。”
“省里没先例。”周长利提醒，“贸然推特殊政策，怕有人说是特权。”
“没先例就创造先例。”丁义珍敲下标题《关于建立京州高新技术人才快速通道的初步构想》，“当年我爸在西南搞建设，哪条路是现成的？都是边走边修。我们现在缺的不是钱，不是地，是敢不敢打破条条框框。”
他抬头看着两人：“你们说，为什么有些地方能留住人？不是因为工资高，是因为让人觉得‘值得’。孩子能上好学校，老人看病不用排队，夫妻俩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事看起来小，却是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扎下根的关键。”
林耀东点头：“我建议，先把这几项列为核心保障：定向入学名额、优先保障性住房、跨区域社保衔接、专项医疗额度。用专项资金池托底，避免挤占公共资源。”
“可以。”丁义珍记下，“但得加上一条——所有享受政策的人才，必须签订五年服务期协议，并带徒培养不少于两名本地青年技术骨干。不能只进不出，要形成循环。”
周长利补充：“还得防造假。万一有人拿了资源就走人，不仅损失大，还会被人拿来说事。”
“建立信用档案。”丁义珍说，“跟央行征信系统联动，违约记录终身可查。另外，每年考核一次实际贡献，不合格的自动退出。”
他顿了顿，又道：“这件事不能只靠政府。园区企业也得参与进来。我可以号召几家龙头企业设立‘联合培养基金’，谁用人，谁出钱，谁定标准。”
林耀东问：“要不要先小范围试点？”
“不必。”丁义珍摇头，“一上来就得有力度。小打小闹反而引人猜忌。我们就说清楚：这是为了守住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没人，一切归零。”
办公室再次安静下来。
丁义珍翻开笔记本，写下第一行提纲：
1. 建立高新技术人才认定快速通道；
2. 实施“安居—教育—医疗”三位一体保障体系；
3.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与人才培养绑定机制。
他抬头看向两人：“明天开始，全面梳理现有政策盲区。林耀东负责对接医院、银行、教育口，摸清资源底数；周长利牵头组织企业座谈，听听他们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愿意承担什么责任。”
“你打算什么时候推？”周长利问。
“越快越好。”丁义珍合上笔记本，“北欧团队随时可能到，我们不能等到人家来了才发现——咱们这边连个能平视对话的人都没有。”
林耀东忽然开口：“如果省内有意见呢？”
“那就让他们看看这份数据。”丁义珍把屏幕转向他们，上面是三家合作企业因人才不足导致的延期损失统计，“耽误一天，损失七百万。十天就是七千万。谁要是觉得这钱该花，我不拦着。”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在“技术可以买，能力必须养”下面，重重画了一横。
“从现在起，人才问题不是后勤问题，是前线问题。谁卡住了这一环，谁就在拖整个项目的后腿。”
周长利收起平板：“我这就去安排企业调研。”
林耀东也起身：“银行这边今晚就能调出近三年高端客户家庭需求数据，明早汇总给你。”
丁义珍点点头，重新坐回椅子，打开文档，输入第一句话：“当前，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但高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项目落地的核心瓶颈……”
他敲完这句，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时钟，十点十七分。
窗外，高新园区的灯光依旧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