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语出自《论语·子路》，是孔子论政之核心要义，寥寥十九字，道尽从政之根本、修身之重责。盖从政者，上承君命，下抚黎民，握教化之权，掌赏罚之柄，其自身之言行举止、品德操守，非独关乎一己之名节，更系于一方之安宁、一国之兴衰。正其身，则令行禁止，政通人和；失其身，则上梁不正下梁歪，纲纪紊乱，民不聊生。古往今来，圣哲明君、贤臣良吏，莫不以正身为立身从政之基石；而昏君佞臣、贪官污吏，皆因不能正身，终致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此语穿越千年岁月，历经百代沧桑，依旧熠熠生辉，为后世从政者立下行事之准则、修身之圭臬。
欲解孔子此语之深意，必先明“正身”之内涵。正身者，非单纯之衣冠整洁、言行得体，更在于心正、意正、行正，在于内修其德、外正其行，在于坚守道义、不逾矩度。心正，则无贪邪之念、偏颇之私，能明是非、辨善恶，常怀敬畏之心、仁爱之情；意正，则立志高远、初心不改，以安民济世为己任，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圭臬；行正，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上、不瞒下、不欺心。《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正身，乃是所有人立身之本，而对于从政者而言，正身更是重中之重——因其身居高位，手握权柄，一举一动皆为世人表率，一言一行皆可影响世道人心。若从政者能正其身，则其德可化民，其行可率下，无需严刑峻法，无需巧言令色，自然能赢得百姓之信服、下属之拥戴；若不能正其身，即便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即便制定严苛之法令、推行繁杂之举措，也终将无人信服、无人遵从，反而会滋生乱象、引发祸端。
孔子论政，始终以“德治”为核心，而正身正是德治之根基。在孔子看来，从政之道，不在于权谋之术，不在于刑罚之苛，而在于从政者自身之品德修养。“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此答，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一脉相承，皆在强调从政者自身表率作用之重要性。盖政之本质，便是“正”，从政者唯有先正自身，才能引导百姓走向正道，才能规范下属之言行，才能使国家走向清明。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遍历鲁、卫、齐、楚等国，目睹各国之兴衰治乱，深知正身对于从政者之重要性。他见齐国君主沉溺声色、不问政事，大臣专权、贪赃枉法，便叹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见鲁国季氏专权、僭越礼制，便直言劝谏，主张“正名”以正身、以正政；他见卫国君主昏庸、百姓困苦，便提出“近者悦，远者来”的治国理念，而这一切的前提，仍是从政者自身之正。
回望先秦之时，那些能成就霸业、安定百姓的君主，莫不是以正身为本，以身作则。商汤之时，夏桀昏庸无道，暴虐嗜杀，沉溺酒色，搜刮民脂民膏，终致天下怨声载道、诸侯叛离。商汤则与之相反，始终以正身自律，心怀百姓，勤于政事，不贪美色、不恋珍宝，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见百姓因旱灾而流离失所，便亲自斋戒祈雨，以自身之诚意祈求上天庇佑百姓；他见大臣中有贪赃枉法者，便严惩不贷，绝不徇私；他见贤才，便躬身求教，礼贤下士，重用伊尹等贤臣，推行仁政，轻徭薄赋，安抚百姓。正是因为商汤能正其身，才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最终推翻夏桀之暴政，建立商朝，开创了一段安定祥和的盛世。商汤之正身，不仅在于自身之品德修养，更在于他能将正身之道融入治国理政之中，以自身之正影响朝野上下，使整个国家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风气。
周武王姬发，亦是正身从政之典范。商纣王在位之时，荒淫无道、残暴不仁，造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残害忠良，欺压百姓，天下生灵涂炭。周武王之父周文王，便以正身为本，修身立德，推行仁政，安抚诸侯，积蓄力量，为推翻商纣暴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文王一生勤俭自律，不贪享乐，亲自耕种田地，与百姓同甘共苦；他重视贤才，礼贤下士，邀请姜子牙出山辅佐，对其言听计从；他坚守道义，不轻易动武，唯有在百姓遭受涂炭、诸侯纷纷请求之时，才考虑兴兵伐纣。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承其父之志，依旧以正身自律，牢记其父之教诲，心怀天下百姓，严明军纪，善待百姓。伐纣之时，他下令军队不得残害百姓、不得焚烧房屋、不得掠夺财物，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正是因为周武王能正其身，以身作则，才能赢得诸侯之拥护、百姓之支持，才能率领诸侯联军击败商纣，建立周朝，推行礼乐制度，安抚天下百姓，使天下趋于安定。
反之，那些昏庸无道、不能正身的君主，终将走向覆灭之路。夏桀作为夏朝最后一位君主，自恃国力强盛，沉迷于美色与享乐，不能正其身，荒废朝政，暴虐嗜杀。他宠爱妺喜，为其修建宫殿、搜罗珍宝，不惜耗尽民力财力；他不听忠良之言，反而残害那些劝谏他的大臣，将关龙逢处死；他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赋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夏桀不能正其身，自然无法正百官、正百姓，最终导致天下诸侯叛离，百姓奋起反抗，商汤趁机兴兵伐纣，夏桀身死国灭，夏朝就此覆灭。夏桀之败，不在于国力之衰弱，而在于他自身之不正——其身不正，则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则举措失当，举措失当，则民心尽失，民心尽失，则国亡身死，这正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生动写照。
商纣王的覆灭，亦是如此。商纣王天资聪颖，力大无穷，本可成为一位贤明君主，但他却不能正其身，沉迷于美色与享乐，荒废朝政，暴虐成性。他宠爱妲己，为其修建鹿台，造酒池肉林，日夜宴饮，不理政事；他重用费仲、恶来等奸佞之臣，排挤忠良，残害比干等贤臣，朝堂之上一片混乱；他推行苛政，加重百姓赋税，设炮烙之刑、虿盆之刑，残害百姓，天下怨声载道。商纣王不能正其身，既无法约束自身之欲望，也无法规范百官之言行，更无法安抚百姓之心，最终导致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伐纣，牧野之战中，商军倒戈相向，商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覆灭。由此可见，从政者不能正其身，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毁了国家、害了百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句古训，在夏桀、商纣王身上得到了最深刻、最惨痛的印证。
除了君主之外，古代的贤臣良吏，亦莫不以正身为本，以自身之正推行善政，安抚百姓。春秋时期的管仲，被誉为“华夏第一相”，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他自身之正。管仲早年虽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分财时多取一份，但这并非贪财，而是因为他家中贫困，需赡养母亲，鲍叔牙深知其为人，从不计较。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后，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不贪权、不贪财，勤于政事，心怀百姓。他推行改革，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使齐国国力日益强盛；他重视贤才，推荐鲍叔牙等贤臣，与百官同心同德，共同辅佐齐桓公；他坚守诚信，与诸侯签订盟约，从不背信弃义，使齐国赢得了诸侯的信任与尊重。
管仲曾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这句话与孔子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异曲同工，皆在强调正身对于从政者之重要性。管仲不仅自身正，更劝说齐桓公正身自律，以身作则。齐桓公早年也曾沉迷于享乐，宠爱女色，不理政事，管仲便直言劝谏，劝说齐桓公远离女色、勤于政事，心怀百姓、坚守道义。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谏，逐渐正其身，严于律己，勤于政事，礼贤下士，重用贤臣，最终成就了霸业。管仲的一生，正是践行“正身从政”的一生，他以自身之正，影响了齐桓公，影响了齐国的百官，更影响了齐国的百姓，使齐国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风气，也为后世贤臣良吏树立了榜样。
春秋时期的晏婴，亦是正身从政之典范。晏婴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君主，历经三朝，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心怀百姓。晏婴身材矮小，但志向高远，品德高尚，他从不因自身地位之高而骄傲自满，也从不因君主之昏庸而阿谀奉承，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宫中的女子身着男装，宫中女子纷纷效仿，不久之后，临淄城内的女子也纷纷穿上男装，弄得全国上下不伦不类，混乱不堪。齐灵公下令禁止女子穿男装，但却无人听从，即便下令严惩，也无法制止。晏婴得知后，便劝谏齐灵公：“君上禁止女子穿男装，却不禁止宫中女子穿男装，这便是自身不正。您身为君主，自身不正，即便下达严厉的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若您能先禁止宫中女子穿男装，百姓自然会效仿，不用下令禁止，也会自行改正。”齐灵公听从了晏婴的劝谏，立即下令禁止宫中女子穿男装，不到一个月，齐国各地再也没有女子穿男装的现象了。
这一故事，生动地诠释了“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深刻内涵。晏婴不仅能劝谏君主正身，更能自身正，以身作则。他一生清正廉洁，生活简朴，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贪赃枉法，即便身为国相，也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蔬食的生活。他的住房简陋，车马破旧，齐景公多次想给他更换住房、赏赐车马，都被他拒绝了。晏婴说：“我身为国相，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节俭，若我贪图享乐，追求奢华，百官也会纷纷效仿，百姓也会怨声载道，这不利于国家的安定。”晏婴不仅自身节俭，还劝说齐景公减轻百姓赋税，安抚百姓，推行仁政，使齐国在动荡的春秋时期得以安定发展。晏婴的一生，始终以正身为本，以自身之正影响君主、影响百官、影响百姓，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正身从政的典范。
战国时期的商鞅，虽以变法闻名于世，但其推行变法的基础，亦是自身之正。商鞅早年师从鬼谷子，学习法家之学，心怀大志，渴望能辅佐一位君主，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后来，商鞅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开始推行变法。变法之初，百姓对变法充满疑虑，不信新法能真正推行下去，也不信官府能言出必行。为了赢得百姓的信任，商鞅在城门外立起一根木头，宣布谁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五十金。百姓纷纷围观，却无人敢上前，因为他们不信官府会如此守信。不久之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下令赏赐他五十金，一分不少。这件事传遍了秦国，百姓纷纷相信商鞅是言出必行、守信重诺之人，也相信新法能够真正推行下去。
商鞅之所以能赢得百姓的信任，正是因为他自身之正——言必信、行必果，不欺民、不欺心。推行变法期间，商鞅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变法的原则与底线，不徇私、不舞弊，严惩那些违反新法的人，即便贵族、大臣违反新法，也一视同仁，绝不姑息。秦孝公的儿子公子虔，违反了新法，商鞅毫不留情，依法对其处以劓刑；秦国的贵族公孙贾，也因违反新法，被商鞅处以黥刑。商鞅的这一举措，震惊了秦国的贵族与大臣，也让百姓看到了新法的严肃性，看到了商鞅自身的正直与公正。正是因为商鞅能正其身，言出必行、执法如山，才能使新法得以顺利推行，才能使秦国的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商鞅最终因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被秦惠文王处死，但他的变法主张得以延续，他正身从政、言出必行的精神，也被后世所铭记。
反之，那些不能正身的大臣，即便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最终也终将身败名裂，甚至祸国殃民。春秋时期的叔鱼，是晋国的大臣，才干出众，但却不能正其身，贪得无厌、徇私枉法。当时，晋国的邢侯和雍子因为土地纠纷而对簿公堂，叔鱼负责审理此案。叔鱼有意裁定“罪在雍子”，雍子得知后，便将自己貌美的女儿嫁给叔鱼，以此贿赂叔鱼。叔鱼接受贿赂后，便徇私枉法，改判邢侯败诉。邢侯一怒之下，便将叔鱼和雍子杀死，原本一桩普通的土地纠纷案，最终导致三人皆死的悲剧，也引发了晋国的内乱。叔鱼之败，不在于其才干不足，而在于他不能正其身，贪图美色与私利，徇私枉法，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给晋国带来了动乱，这正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生动体现。
战国时期的郭开，是赵国的大臣，更是不能正其身、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典型。郭开凭借谄媚手段获得赵王迁的信任，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却不能正其身，一心贪图私利，排挤忠良，残害贤臣。当时，赵国名将廉颇，英勇善战，多次击败秦国的军队，是赵国的栋梁之才。但郭开因为与廉颇有矛盾，便诬陷廉颇，散布谣言称廉颇年老无用，无法再带兵打仗。赵王迁听信了郭开的谗言，便拒绝召回廉颇，最终导致廉颇被迫流亡楚国，客死他乡。后来，秦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名将李牧率军抵抗，屡次击败秦将王翦，保住了赵国的安危。郭开又因为接受了秦国的贿赂，便向赵王迁密报，诬陷李牧意图谋反。赵王迁再次听信了郭开的谗言，下令罢免李牧的兵权，并将其杀害。
李牧死后，赵国再也没有能抵挡秦军的将领，秦军长驱直入，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不久之后，邯郸城破，赵王迁开城投降，赵国灭亡。郭开虽然因为背叛赵国、贿赂秦国而获得了一时的富贵，但最终也因贪赃事发，被秦军处决，身败名裂，遗臭万年。郭开的一生，正是不能正其身的悲剧——他因为自身不正，贪图私利，便不惜排挤忠良、残害贤臣，不惜背叛国家、出卖百姓，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赵国，害了赵国的百姓。他的事迹，警示着后世的从政者，若不能正其身，贪图私利、徇私枉法，终将落得身败名裂、祸国殃民的下场。
秦代的赵高，更是不能正其身、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赵高出身卑微，凭借自己的谄媚手段，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后来又辅佐秦二世胡亥继位，身居高位，独揽大权。但赵高却不能正其身，心术不正，贪图权位，阴险狡诈，残害忠良，祸乱朝政。秦始皇病逝后，赵高联合李斯篡改遗诏，扶持胡亥继位，逼死公子扶苏，杀害蒙恬、蒙毅等贤臣良将。秦二世继位后，沉溺于享乐，荒废朝政，将所有的朝政都交给赵高处理。赵高独揽大权后，更加肆无忌惮，他设计害死李斯，独霸朝堂，为了测试群臣的态度，他还在朝堂上演了“指鹿为马”的闹剧，凡是敢于直言鹿是鹿、马是马的大臣，都被他处死，凡是阿谀奉承、称鹿为马的大臣，都被他重用。
赵高不仅残害忠良，还推行苛政，加重百姓的赋税和徭役，继续修建阿房宫等大型工程，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天下百姓纷纷响应，反抗秦朝的暴政时，赵高却隐瞒军情，欺骗秦二世，说天下太平，没有动乱，导致起义军的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席卷全国。后来，刘邦率领军队逼近咸阳，赵高见大势已去，便弑杀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试图保住自己的性命和权位，但最终还是被子婴设计诛杀。赵高不能正其身，心术不正，贪图权位，祸乱朝政，残害忠良，逼反百姓，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强大的秦帝国，使秦朝在统一六国后不久，便迅速覆灭。赵高的悲剧，再次印证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深刻道理——从政者自身不正，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汉代之时，正身从政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许多贤臣良吏，皆以正身为本，推行仁政，安抚百姓，成为后世的典范。汉代的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也是汉代的开国功臣，他辅佐刘邦推翻秦朝、击败项羽，建立汉朝，随后担任丞相，辅佐刘邦、汉惠帝治理国家。萧何一生始终以正身自律，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心怀百姓，从不贪权、不贪财，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刘邦建立汉朝后，萧何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鼓励百姓耕种田地、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逐渐恢复。
萧何身为丞相，手握重权，但他却从不独断专行，始终虚心听取百官的意见，尊重贤才，推荐曹参等贤臣辅佐朝政。他生活简朴，住房简陋，车马破旧，刘邦多次想给他更换住房、赏赐财宝，都被他拒绝了。萧何说：“臣身为丞相，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节俭，为百官和百姓树立榜样。若臣贪图享乐，追求奢华，百官也会纷纷效仿，百姓也会怨声载道，这不利于汉朝的安定与发展。”萧何不仅自身正，还注重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他们要修身立德、清正廉洁，不要凭借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萧何的一生，始终践行正身从政的理念，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被誉为“汉代贤相之首”，也成为正身从政的典范。
汉代的曹参，继承了萧何的相位，也继承了萧何正身从政的理念。曹参辅佐汉惠帝期间，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清正廉洁，勤于政事。他深知百姓历经战乱，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他继续推行萧何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不轻易改变政令，不扰民、不害民，使汉朝的国力进一步发展，百姓的生活日益安定。曹参自身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贪赃枉法，他选拔官员，只选拔那些修身立德、清正廉洁、心怀百姓的人，对于那些贪图私利、阿谀奉承的人，他坚决不予重用。
有一次，曹参的手下有人劝他，说他身为丞相，应当多过问朝政，多推行一些新的举措，以彰显自己的才能。曹参却回答说：“萧何丞相制定的政令，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符合百姓的利益，符合汉朝的国情，我只要严格遵守，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就足够了。若我轻易改变政令，扰民害民，那便是自身不正，也无法向百姓和先帝交代。”曹参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正身从政的理念——自身正，才能推行善政；自身正，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拥戴。曹参辅佐汉惠帝期间，汉朝出现了“萧规曹随”的盛世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这一切，都离不开曹参自身的正直与坚守。
汉代的杨震，更是正身从政、清正廉洁的典范，被誉为“关西孔子”。杨震一生修身立德，清正廉洁，心怀百姓，勤于政事，他历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职，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敢于直言劝谏，不畏权贵。杨震为人正直，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有一次，杨震路过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推荐提拔的。王密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深夜带着十斤黄金来到杨震的住处，想送给杨震。王密对杨震说：“恩师，我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您的推荐与提拔，这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请恩师收下，也让我略表感激之情。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见此情景，十分生气，他对王密说：“我当初推荐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修身立德、清正廉洁，以为你能心怀百姓、勤于政事，能成为一位贤明的官员。可如今，你却拿着黄金来贿赂我，这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你自己的侮辱。你说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可你却忘了，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话，羞愧难当，拿着黄金狼狈地退了出去。杨震的这句话，成为了千古名言，也成为了后世从政者修身立德的座右铭。杨震一生始终坚守正身之道，敢于直言劝谏，不畏权贵，他多次劝谏汉安帝，反对宦官专权、贪赃枉法，反对皇室贵族贪图享乐、欺压百姓。但汉安帝却不听劝谏，反而听信宦官的谗言，将杨震贬官流放。杨震悲愤交加，最终在流放途中饮鸩而亡，临终前，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女，要始终修身立德、正身自律，坚守道义，心怀百姓，不要贪图权位、贪赃枉法。
杨震的一生，是正身从政的一生，他虽然身处乱世，遭遇不公，但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不向权贵低头，不向贪腐妥协，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正身从政的典范。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深刻内涵，也警示着后世的从政者，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坚守正身之道，修身立德，心怀百姓，才能成为一位贤明的官员，才能赢得百姓的爱戴与敬仰。
汉代的包拯，虽然生活在宋代，但他的正身从政之道，与孔子的理念一脉相承，成为后世从政者的楷模。包拯一生修身立德，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不畏权贵，勤于政事，心怀百姓，他历任知县、知府、御史中丞等职，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敢于直言劝谏，严惩贪官污吏，被百姓誉为“包青天”。包拯自身清正廉洁，生活简朴，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他的住房简陋，车马破旧，衣着朴素，与普通百姓无异。他的家人也始终遵守他的教诲，修身立德，清正廉洁，从不凭借他的权势谋取私利。
包拯审理案件，始终坚持公正无私、秉公执法，无论案件的当事人是贵族、大臣，还是普通百姓，他都一视同仁，绝不徇私。有一次，包拯的亲戚犯了法，当地的官员因为害怕包拯的权势，不敢依法审理，便想徇私枉法，从轻处罚。包拯得知后，十分生气，他立即下令，要求当地官员依法审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他对自己的亲戚说：“我身为朝廷官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法律，若我因为你是我的亲戚，就徇私枉法，从轻处罚，那便是自身不正，也无法向百姓和朝廷交代。你犯了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终，包拯的亲戚被依法严惩，当地的百姓得知后，纷纷称赞包拯公正无私、清正廉洁。
包拯不仅自身正，还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多次向宋仁宗上书，劝谏宋仁宗严惩贪腐，选拔贤才，推行仁政，安抚百姓。宋仁宗听从了包拯的劝谏，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赋税，使宋朝的国力逐渐恢复，百姓的生活日益安定。包拯晚年，还特意留下遗嘱：“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包拯正身从政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他对后世子孙的殷切期望。包拯的一生，始终践行正身从政的理念，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正身从政的典范，也让“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古训，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扬。
除了这些贤臣良吏之外，古代的一些学者、隐士，也始终以正身为本，虽然他们没有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影响着身边的人，影响着世道人心，践行着孔子的正身之道。孔子的弟子颜回，便是其中的典型。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一生修身立德，勤奋好学，心怀道义，不贪名利，始终以正身自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颜回生活十分贫困，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破旧的衣服，但他却从不抱怨，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专心致志地学习孔子的学说，修身立德，追求道义。
孔子曾多次称赞颜回，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说他“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不仅自身正，还注重践行孔子的学说，帮助身边的人修身立德，他与同门师兄弟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颜回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修身立德、正身自律的典范。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正身之道的真谛，也践行了孔子“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理念——即便不身居高位，不手握重权，只要能正其身，也能影响身边的人，也能为世道人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进一步强调了正身的重要性，提出了“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的观点，这句话与孔子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异曲同工，皆在强调自身不正，便无法正人。孟子认为，从政者要想推行仁政，安抚百姓，首先要正其身，修身立德，心怀百姓，只有自身正，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拥戴，才能推行善政，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孟子一生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正身自律、推行仁政，虽然他的主张没有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纳，但他的思想却被后世广为传承，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正身从政的理念。
孟子曾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从政者只有自身正，心怀百姓，爱护百姓，尊重百姓，才能赢得百姓的爱戴与尊重；只有自身正，以身作则，为百官树立榜样，才能引导百官修身立德、清正廉洁，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朝堂风气。孟子还认为，正身不仅是从政者的责任，也是每个人的责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有每个人都能正其身，修身立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实现天下大同。
回望古代历史，那些能成就一番事业、赢得百姓爱戴的君主与大臣，莫不是以正身为本，以身作则；而那些身败名裂、祸国殃民的君主与大臣，皆因不能正其身，心术不正、贪图私利。孔子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句话，不仅是对古代从政者的警示与告诫，更是对后世所有人的启示与教诲。正身之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不在于言辞的华丽，而在于行动的践行。从政者要正其身，就要心怀百姓、坚守道义，清正廉洁、勤于政事，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上、不瞒下、不欺心；普通人要正其身，就要修身立德、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守底线、不逾矩度。
正身，是一种品德，一种坚守，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对于从政者而言，正身是立身从政之基石，是推行善政之根本，是赢得民心之关键；对于普通人而言，正身是立身之本，是处世之道，是实现自我价值之途径。古往今来，无数圣哲先贤、贤臣良吏，都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正身之道，他们的品德与事迹，如明灯般照亮了后世之人前行的道路，也让孔子的这句古训，穿越千年岁月，依旧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如今，我们回望这句古训，并非要复古怀旧，而是要汲取其中的智慧与力量，明白正身的重要性，践行正身之道。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与职责，但正身之道，始终是我们立身处世、成就事业的根本。对于从政者而言，要牢记孔子的古训，以正身为本，修身立德、清正廉洁，心怀百姓、勤于政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推行善政、安抚百姓，努力成为一位贤明的官员，赢得百姓的爱戴与敬仰；对于普通人而言，要以正身自律，修身立德、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守底线、不逾矩度，努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言行一致的人，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句古训，字字珠玑，意蕴深远，它不仅是古代从政者的立身准则，更是后世之人修身立德、成就事业的根本遵循。正身为本，方可行事；正身为本，方可安民；正身为本，方可成业。愿我们都能牢记这句古训，践行正身之道，修身立德、坚守底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身边的人，影响世道人心，让正身之道，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正身之道，源远流长，它源于孔子的谆谆教诲，源于圣哲先贤的躬身践行，源于百姓对美好品德的追求与向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正身之道不断传承、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正身始终是我们立身处世、成就事业的根本，始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品德与坚守。
从政者正身，则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百官正身，则朝堂清明、风气纯正；百姓正身，则社会和谐、安居乐业。正身，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力量；正身，是一种希望，一种能让国家走向繁荣、让百姓走向幸福的希望。让我们都能以正身为本，修身立德、践行善举，让孔子的这句古训，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成为我们一生的坚守，用自己的努力，书写正身之道的新篇章，用自己的言行，诠释正身之道的深刻内涵。
回望历史，我们看到了商汤、周武王正身从政、成就霸业的辉煌；看到了管仲、晏婴正身自律、推行善政的坚守；看到了杨震、包拯正身廉洁、严惩贪腐的担当；也看到了夏桀、商纣王、赵高不能正身、身败名裂的悲剧。这些历史事例，都在不断地警示着我们，正身之道，不可违背；正身之本，不可丢弃。唯有正身，才能立身；唯有正身，才能成事；唯有正身，才能赢得尊重与爱戴。
孔子的一生，始终以正身为本，修身立德、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推行仁政、正身自律，虽然他的主张没有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纳，但他的思想却被后世广为传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孔子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正身之道，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的榜样。他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句话，不仅是对古代从政者的告诫，更是对后世所有人的启示，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修身立德、正身自律，坚守道义、践行善举，为实现个人的理想、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和谐而努力奋斗。
正身，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具体的行动；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长久的坚守；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它需要我们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守信、坚守底线；它需要我们心怀敬畏、心怀仁爱，尊重他人、关爱百姓，勤于政事、乐于奉献；它需要我们不畏权贵、不徇私利，敢于直言、勇于担当，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
对于从政者而言，正身就要做到心正，心怀百姓、坚守道义，不贪邪之念、不存偏颇之私，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国家的安定放在首位；就要做到意正，立志高远、初心不改，以安民济世为己任，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圭臬，始终坚守自己的从政初心；就要做到行正，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上、不瞒下、不欺心，始终以自身的言行举止，为百官和百姓树立榜样。
对于普通人而言，正身就要做到修身立德，诚实守信，不说谎、不骗人、不欺诈，始终坚守自己的诚信底线；就要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斤斤计较、不怨天尤人，学会包容他人、理解他人，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就要做到坚守底线，不逾矩度，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始终做一个品德高尚、言行一致的人。
正身之道，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需要我们一生的坚守与践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与考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挫折，但只要我们能坚守正身之道，修身立德、正身自律，就一定能抵御诱惑、战胜考验，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赢得他人的尊重与爱戴。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句古训，穿越千年岁月，依旧在我们耳边回响，它时刻警示着我们，正身为本，不可丢弃；正身之道，不可违背。愿我们都能牢记这句古训，践行正身之道，修身立德、坚守底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身边的人，影响世道人心，让正身之道，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更加安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但正身之道，始终是我们立身处世、成就事业的根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正身的品德与坚守，都不会过时，都将永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让我们都能以正身为本，修身立德、践行善举，让孔子的这句古训，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南，成为我们前行的力量，用自己的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诠释正身之道的深刻内涵，为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和谐、百姓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身为本，方可行政安民；正身为本，方可成就伟业；正身为本，方可实现人生价值。让我们携手共进，坚守正身之道，修身立德、正身自律，以自身之正，影响身边之正；以身边之正，汇聚天下之正，让正身之道，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正身与坚守，变得更加美好、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