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和张位等人争辩了一阵之后，见赵志皋并不说话，也都慢慢的停止了争吵，大家都看向了赵志皋，作为吏部尚书，他才是现在吏部的堂官，一切事情都必须要赵志皋拍板才行。
赵志皋见一众官员们不说话了之后，这才慢悠悠的说道：“此事内阁处之，我等承之即可，不必多言！”
赵志皋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内阁先出招再说，到时候赵志皋见招拆招就是了，内阁的反应自然是很快的，第二天王锡爵就请赵志皋文渊阁一叙，王锡爵派出的小吏倒是很恭敬，说是奉首辅之命，请大冢宰到文渊阁一叙。
赵志皋也当即起身前往文渊阁，毕竟王锡爵的态度还是很好的，要是遇到严嵩、张居正这些人，请？不好意思，元辅召见，赶紧滚过来。
到了文渊阁之后，赵志皋和王锡爵等一众辅臣见礼之后，王锡爵说道：“大冢宰想必也知道，今日是为了什么事情吧？”
最近朝堂之上为了这京察大计的事情，都已经是吵得不可开交了，赵志皋怎么可能不知道，面对王锡爵的问题，赵志皋淡然一笑，说道：“元辅有何成算，不妨直说便是。”
这下反倒让王锡爵有点尴尬了，他本来已经做好了和吏部激烈对抗的心理建设了，但是没想到赵志皋一上来就是这么一个风轻云淡的态度，反倒让王锡爵有些拿不准赵志皋的想法了，赵志皋到底是真的对此事淡然处之，还是已经有了后手，这点确实是让王锡爵有些吃不准的。
不过王锡爵这次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要整顿大明的吏治，不管赵志皋是怎么想的，他都必须要做，所以王锡爵直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赵志皋，王锡爵当然知道，按照这样的情况，吏部在京察大计中的影响力将会受到很大的削弱。
因为处分官员的权力从考功司被分出部分到都察院了，按照原本大明的定例，吏部考功司是负责大明官员考察以及京察大计之后的惩处的，可以说在京察大计当中，都察院河南道、吏科、吏部考功司这三个部门的权力是最重的。
按会典：“考功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以赞尚书。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仓场库官一年考，巡检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府州县官之考，以地之繁简为差。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拨用。九年满，又试授官。”
可以说大明官员的升迁考核，全部在吏部考功司手中，职权极重，但是要是按照王锡爵的改革方案，考功司的权力就要被都察院多侵夺了，因为按照王锡爵的想法，在京察大计当中，都察院通过访单咨访而来的信息，经过查实之后，由都察院将详细的情况行文吏部，予以处分，考功司只是负责执行，是否处分等的权力实际上就在都察院而非考功司的手中的。
而且对于京察大计之后的拾遗，内阁也要插手，按照大明原本的规矩，在京察大计结束之后，由科道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再次进行弹劾，科道纠劾分为大班露章面劾与封章疏劾。
所谓大班弹劾，就是在大朝会上有科道言官当面进行弹劾，正德及以后，考察后的大班纠劾都是劝勉诫饬意味较浓的仪式。在仪式上交章纠劾的科道官只需配合皇帝进行臣子严厉执法、君主仁慈宽恕的表演，令广大被察存留官对皇帝感激爱戴。
因为这种大班弹劾，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六部或刑部与六科、十三道各具本劾奏存留朝觐官，劾奏内容有固定的套路格式：天下朝觐官如何不职，导致如何严重的后果，请皇上将这些不职官员逮问治罪。对此，皇帝每每“赐敕戒勉”，宽宥其罪。察后大班纠劾也大概率是在皇帝事先知情、君臣互有默契的前提下举行，其目的是警示诫饬，而非纠劾罢黜。
而在考察之后的科道上本拾遗，就是科道的主要弹劾手段了，科道往往拾遗中针对在京察大计中漏网之鱼还有一些被大员、重臣们所包庇的官员予以指名弹劾，拾遗的威力是很大的，一旦被拾遗处分，附带的就是永不叙用。
所以科道常常因拾遗处置结果不合己意而攻击吏部、阁臣。这其中，一面是科道对拾遗公正性的高度自信，另一面则是由于吏部、内阁对拾遗结果影响力的增加。
因为拾遗弹劾的处理过程是科道拾遗下部议覆，皇帝根据部覆票拟进行裁断，至少早在正德六年，吏部就已在议覆疏中提出孰可罢孰可留的明确处置意见。这意味着吏部不再唯科道所劾是从，而是能够提出异议、影响皇帝的决策参与者。
除了吏部，阁臣也可借票拟之便，影响皇帝对拾遗的处置。如嘉靖五年科道拾遗布政使彭夔不谨，应当闲住，吏部亦覆拟不谨闲住，最终的圣旨却是存留调用。桂萼、张璁由此攻击阁臣费宏收受彭夔贿赂、票拟存留。
由于阁臣票拟对皇帝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外廷很难分辨孰出阁意、孰出圣意。这就为外廷官员揣摩推测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所以一旦科道的拾遗结果有变化，外界往往就认为是内阁、吏部在其中捣糨糊，科道更是会借此机会对吏部、内阁大加挞伐。
王锡爵认为这样不仅仅会使得朝廷的京察大计缺乏严肃性，同时也会破坏内阁和部院科道的关系，所以对于拾遗，必须予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