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事，其实内阁诸位重臣已经很明白王锡爵的意思了，像王锡爵的前任申时行，是从来不过问京察大计的事情的，因为申时行一向不怎么去关注经常的，申阁老是将功夫做在底下的人，即便是有所请托，或者是要操纵什么事情，申时行也早就安排好了。
但是明面上，申时行是不会干预京察大计的，但是王锡爵显然不是这种人，王锡爵说道：“内阁为陛下之辅弼，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京察大计，朝廷重事，岂可不置一词？”
王锡爵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内阁必须在京察大计中发挥作用，但是京察一向是外廷的大事，内阁贸然介入，必然是会引起部院的激烈反抗的，这点王锡爵自然是很清楚的。
所以王锡爵对陈于陛说道：“陈阁老咨文吏部，令其将黜退结果关白内阁。”
陈于陛内心真实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这是什么破事，王锡爵当然知道贸然干涉京察的结果会直接引起部院的大规模反抗，进而再度引发阁部冲突，所以王锡爵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先不直接干预京察的结果，但是要求吏部将京察的结果以文书形式奏报内阁，由内阁上呈皇帝。
王锡爵自然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按照内阁执掌，在朝廷文书上：“凡上之达下，曰诏，曰 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 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按照朝廷的定例，内阁确实是对于各种文书有审核大权的，尤其是内外官署向皇帝奏报的各种文书，内阁确实是有审核权的，所以王锡爵就准备利用这个权力对于京察加以干预。
而陈于陛是分管监察的大学士，确实是可以插手此事的，毕竟京察大计也是监察的一种嘛，但是陈于陛很清楚，大家都是在朝廷上混的，你王锡爵打的什么主意，赵志皋不可能不清楚，都是千年的狐狸，整什么聊斋。
而且大家对于赵志皋的脾气也还是比较了解的，赵志皋平时确实是性格温和，一向不与人争执，但是要是触及到了赵志皋的底线，赵志皋也绝对不会闷声不开腔的，而王锡爵的这个举动，自然是会引起赵志皋的激烈反对的，这点从之前赵志皋反对王锡爵密揭推荐阁臣一事就可以看的出来。
所以陈于陛很清楚，自己这个咨文一去，必然就引发吏部的强烈反弹，这点陈于陛还是很清楚的，陈于陛说道：“元辅，此事是不是先奏请陛下？”
王锡爵当即说道：“此内阁之职分也，何用奏请？”
王锡爵自然以内阁在文书上的审核权作为理由，要求吏部向内阁关白京察大计的结果，对于此事，陈于陛也只得去拟定文书，不过陈于陛不傻，转头要请王锡爵批示，总之自己是不能去白顶这个雷的，拉也要把王锡爵拉一起。
王锡爵当然知道陈于陛的意思，在看过之后，就具名要求发出。
而内阁的咨文到了吏部之后，吏部尚书赵志皋当即召集吏部堂官、司官等到大堂来，将内阁的咨文给各位吏部官员们看，吏部官员们自然是不干的，左侍郎张位当即说道：“部堂，京察大计，向有成例，岂可因内阁一文，而废朝廷之法？”
右侍郎杨时乔也坚决表示反对，绝对要将内阁的咨文给顶回去，否则的话，以后吏部怎么领袖部院？那不成了内阁的狗吗？吏部的司官们也是这么个看法。
但是赵志皋没有回应，而是看向了一直沉默的文选司郎中方从哲，赵志皋问道：“方铨郎怎么看此事？”
吏部的一众官员都是看向了方从哲，方从哲这才出来说道：“部堂，下官以为，此事不可急于答复。”
吏部左侍郎张位脾气火爆，当即说道：“方铨郎真是好脾气，内阁都欺负到头上来了，还要怎么看啊？”
方从哲说道：“京察大计，内阁是否可以干涉，怎么干涉，此皆有成例，且此事我部上疏奏闻，即我部之事，非朝廷之事也！”
方从哲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吏部不能立即作出反应，首先要搜集相关的资料，将之前内阁怎么干预京察大计的形式弄清楚再说，这点吏部都是有相关的文书存档的，很快就可以调出来。
内阁之前对于京察的干预，确实是多数通过文书的形式实现的。对于京察有关的文本，阁臣甚至可以在皇帝之前查看。比如访单，便不由皇帝查看，而交由内阁查看；又如考察结果的奏疏，虽然正本呈给皇帝，然副本却直接递送至内阁；且至内阁送本之官的品级比送奏本的官员品级更高。
除此之外，是对京察某些环节的干预。首先，在京察之前，阁臣对掌察官员不甚满意，可暗自上疏，题请其他官员来主察。其次，京察的察疏上达后，尚需经由内阁拟旨，内阁在票拟察疏的过程中，尚可将部分处分未及的官员列入其中。
而内阁对于京察干预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弘治初年京察之时，阁权尚未全盛，当时京察几乎全由吏部尚书负责，很难看出内阁的作用；正德年间，内阁学士焦芳反承宦官刘瑾之意而行京察，阁权的作用亦无甚表现。
然至嘉靖初期，桂萼被京察拾遗，不但不去位，反而反唾南京吏部尚书朱希周，令其落职，可见此时阁权在皇帝的有意栽培下，逐渐上升；到了严徐高张四位，更是对于京察横加干涉，而李春芳、申时行两位，则是相对比较克制，一般不会过多的干涉京察。
而王锡爵上任伊始，就表现的这么强势，显然是严徐高张四位的精神传人，试图再次加强内阁对于京察大计的控制。